四月十六日，凌晨两点。 鑫时代三号录音棚，灯火通明得像手术室。 顾家辉趴在控制台上，眼镜滑到鼻尖，左手按着耳机，右手在总谱上疯狂涂改。 “不对，这个转调太生硬，日语和粤语的音律差了三度。” 黄沾盘腿坐在地板上，面前摊着三十多张，写满又划掉的歌词纸。 茅台酒瓶已经空了一半，但他眼睛亮得像探照灯。 “辉哥！我想到了！副歌第一句用日语唱“东京的雨是垂直的”，第二句转粤语“香港的风是打圈的”！两种天气，两种语法，但都是“想你想到睡不着”！” “沾哥你喝多了吧？” 谭咏麟瘫在沙发上，腿上敷着冰袋，手里拿着日语罗马音标注纸，““垂直”日语怎么说？“打圈”粤语怎么押韵？” “我管他押不押韵！” 黄沾跳起来，“感情到了，音律自己会找路！” “找路个鬼。”张国荣轻声说。 他坐在角落的钢琴凳上，面前摊着高桥幸宏，从东京传真来的乐谱。 全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和频率标注。 “高桥说，这段要用合成器，模拟地铁进站的声音，但要把音高调到人耳，最不适的频率区间，制造“都市的压迫感”。” 他手指在琴键上，试了几个音。 皱眉：“然后人声要在这种压迫感里，唱出“门推开一半的犹豫”。” 录音棚里突然安静。 所有人都看向张国荣。 他抬起头，脸上有种罕见的困惑：“我好像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了。” “那就撞破它。” 赵鑫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 他手里提着两个保温壶，陈伯特制的川贝炖雪梨。 “高桥要都市压迫感，你要情感克制感。这两者冲突吗？不冲突。” 赵鑫把保温壶放下，“压迫感是环境，克制感是人的反应。人在高压环境里强装镇定，这才是更深刻的孤独。” 张国荣怔住，手指无意识地在琴键上，按出一串破碎的音。 “所以，我应该唱得更轻，但咬字更狠？” “别猜！试试。” 赵鑫转头看向顾家辉，“辉哥，那段地铁进站的合成器音效，能不能做成从巨响，渐弱成背景噪音？就像人从无法忍受，到麻木习惯的过程。” 顾家辉眼睛一亮，抓起笔就在谱上画箭头：“对，从200赫兹骤降到80赫兹，人声在80赫兹的背景里浮出来。” “那我呢！” 谭咏麟举着冰袋喊，“我的中日双语歌，现在只有沾哥那句“垂直雨打圈风”！” 黄沾已经又灌了一口酒，忽然大吼：“有了！歌名就叫《双城记》！第一段主歌日语，讲东京上班族在雨里等末班车，看见玻璃倒影里的自己，像条湿透的狗。第二段主歌转粤语，讲香港打工仔，在台风天赶地铁，衬衫黏在背上，像第二层皮。” 他冲到白板前，粉笔唰唰写： “东京雨/垂直落下/洗不淡加班到九点的疲惫 香港风/打圈袭来/吹不散挤地铁三趟的汗味 可是啊！ 雨里风里/梦里都是你 隔着海关/隔着汇率/隔着两套天气” 写罢转身，眼睛血红：“怎么样？” 谭咏麟呆呆地看着那几行字，冰袋从腿上滑落。 “沾哥，你他娘真是个天才。” 四月十八日，下午四点。 排练室里，温度计显示三十九度。 空调坏了，但没人顾得上。 日本舞踏老师中岛晴子，五十三岁。 穿一身黑色练功服，头发梳成紧紧的发髻。 她正用蹩脚的普通话，对谭咏麟说：“谭桑，舞踏的精髓是“内缩”。把能量往骨头里压，动作要慢，要沉，要像在地上生根。” 她示范了一个动作：膝盖极度弯曲。 背弓成虾米，双手抱胸，整个人像在抵抗无形的重压。 然后，极缓慢地，一寸一寸地挺直脊椎。 展开手臂，仿佛一朵在混凝土里，挣扎开出的花。 “现在，接你《《魔法极乐舞》》的滑步。” 谭咏麟全身湿透，试着做那个“内缩”动作。 但习惯了外放的他，总是压不住那股，要爆炸的劲儿。 “不对。” 中岛摇头，“你不是在“抵抗”，是在“表演抵抗”。你的肌肉还在说“看我很帅”。” 她走到谭咏麟面前，忽然用日语，快速说了一串话。 旁边的翻译愣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中岛老师说，让你想想最累的时候。累到连呼吸都觉得重的时候。” 谭咏麟怔住。 他想起去年拍《何时读书天》，那个爬了三十年坡的送奶工家明。 想起自己为了演好爬坡戏。 真的在深水埗那条陡坡上，推着满载的牛奶车来回三十趟。 到最后，腿不是自己的。 肺像破风箱，汗流进眼睛刺痛。 但还要继续推。 因为坡在那里，家明在那里。 他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整个人的气场变了。 那股张扬的“看我”劲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、认命的、但依然在动的韧性。 他慢慢蹲下，背弓起，手抱住自己。 这次不是表演，是真的在回忆那种累。 然后，他用比中岛示范的更慢的速度，开始挺直脊椎。 每一节骨头的移动，都带着肉眼可见的挣扎。 汗水滴在地板上，啪嗒，啪嗒。 就在他完全直起身，手臂展开到一半的瞬间， 音乐突然切换！ 《《魔法极乐舞》》标志性的琵琶采样电子音炸响！ 谭咏麟身体像被电击，那个“内缩”的舞踏姿态，瞬间爆炸成《《魔法极乐舞》》的张扬滑步！ 从极静到极动，从压抑到释放，从日本舞踏的“土”到香港流行的“骚”。 中间没有任何过渡，就是硬切！ 中岛晴子瞪大了眼睛，然后，这个严肃了一辈子的舞踏大师，突然拍手大笑起来。 用日语喊：“バカ！（笨蛋！）但是，すごい！（厉害！）” 谭咏麟保持着滑步的定格，喘着粗气笑：“中岛老师，这算过关吗？” “过关？” 中岛走过来，用力拍他肩膀，“谭桑，你刚才那三秒，是我教舞四十年，见过最混蛋的融合，但混蛋得漂亮！” 四月二十二日，深夜十一点。 创作中心，邓丽君面前的谱子，写满了日文标注。 索尼的制作人山下一郎，在传真里写了三页修改意见： “邓桑的《忘记他》，副歌部分建议加入细微的颤音，模仿演歌的“こぶし”技巧。Brid段落最好用三味线音色做衬底，强化日本元素。” 林成森坐在她身边，手里拿着声波分析图：“阿君，你原版的《忘记他》，最打动人的是那种“斩钉截铁的温柔”，说不爱就不爱了，但每个字都带着回忆的重量。如果加了演歌唱腔，就变成了“藕断丝连的哀怨”。” 邓丽君轻声说：“山下先生说他研究了日本市场，中年听众偏好“哀怨”。” “但那不是你。” 林成森难得语气强硬，“你在日本红了这么多年，不是因为你像演歌歌手，是因为你是邓丽君，那个甜的时候能融化糖，狠的时候能切断钢的邓丽君。” 他调出录音设备：“我们再录一版。用你最本真的唱法，但我在混音时，会把人声频率调到最契合日本音响系统的区间。我们要证明的是：好的声音不需要伪装，只需要正确的传达。” 邓丽君看着这个平时沉默的男人，此刻眼里闪着技术人员的执拗光芒。 她笑着点点头，走进录音间。 当“忘记他，怎么忘记得起”这句出来时，林成森在控制台前，握紧了拳头。 就是这个。 不要哀怨，要决绝。 不要模仿，要做自己。 四月二十五日，台北街头。 许鞍华和钱深、林天明，站在“眷村文化协会”门口。 协会理事长，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兵。 姓周，湖南口音浓重。 他握着钱深的手，老泪纵横：“钱老师，电影我们看了试映带。我那些老兄弟，哭得啊！他们说，终于有人把我们父亲、我们叔叔的故事，当人的故事来讲了。” 他颤巍巍地指身后，小小的协会办公室里，挤满了白发苍苍的老兵，和他们的家人。 墙上贴满了老照片： 1949年的基隆港，1950年代的克难房，1970年代的违章建筑。 “新闻局的人，前天来“关心”，说电影里陈望乡，在台湾种橄榄树苦果那段，“影响社会和谐”。” 周理事长冷笑，“我当着他们的面说：我们这些外省老兵，在台湾吃了三十年苦，这是事实！不许拍苦，难道要拍我们天天吃糖吗？” 林天明眼眶通红。 用闽南语说：“阿伯，我们南洋华侨，当年也是吃了苦不说的。但现在，我们想说。” 许鞍华深吸一口气：“周理事长，五月三日晚上七点，第一场正式放映。如果新闻局来阻挠，” “让他们来！” 周理事长挺直佝偻的背，“我这把老骨头，还能挡在放映机前面！” 四月二十八日，离武道馆演唱会，还剩五天。 鑫时代天台，深夜。 赵鑫一个人坐在烧烤炉旁，炉火已灭，只剩余温。 左手腕的旧伤又在隐隐作痛，他轻轻揉着，看着香港的夜景。 林青霞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杯热茶。 “累了吧？” “累。”赵鑫诚实地说，“但怕的不是累，是怕自己判断错误。” “怕十八天的豪赌，最后输给日本几十年的体系？” 赵鑫点头：“阿伦的中日双语歌，今天最终编曲才定稿。Leslie和高桥的合作，还有两个技术难点没解决。小凤姐的演歌改编，歌词还在磨。圆圆邓那边，索尼给了最后通牒，” 他顿了顿：“如果我错了，如果市场真的只要标准化产品，不要个性，那这十八天，我们所有人拼掉的命，就成了笑话。” 林青霞在他身边坐下，头靠在他肩上。 “阿鑫，你还记得一九七八年，我们在启德机场送《琴话》黑胶，去东京的时候吗？” “记得。” “那时你说，音乐是座桥，连接清水湾和涩谷，连接所有在都市中寻找意义的人。” 林青霞轻声说，“现在，你正在建一座更大的桥，连接香港的个性和亚洲的市场，连接真实和成功。” 她抬起头，看着他：“桥可能会塌，但如果不建，两边的人就永远看不见彼此。你选哪个？” 赵鑫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轻笑，“建。塌了再建。” 他喝完茶，站起身。 远处，录音棚的灯还亮着。 排练室的音乐，隐约传来，创作中心的窗户，映出顾家辉和黄沾吵架的影子。 这片森林，在深夜里依然在生长。 带着某种笨拙的、鲁莽的、但无比真实的生命力。 赵鑫走下天台。 明天，四月二十九日。 离交卷还剩四天。 他们要做的，不是让东京满意。 是让东京意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