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五日，清晨六点。 香港启德机场国际到达厅，谭咏麟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，蹲在行李转盘旁打哈欠。 刚从新加坡巡演回来的他，嗓子哑得像砂纸磨铁皮。 右腿因为连续跳舞拉伤，走路时微微跛着。 助理阿强，拖着两个超大行李箱冲过来。 声音急得变了调：“伦哥！出事了！东京武道馆那边发来传真，他们要求你下个月在日本的三场演唱会，全部加入日语新歌！” 谭咏麟瞬间清醒：“什么日语新歌？我哪会唱日语歌？” “杰尼斯事务所帮忙牵线，找了日本当红作曲家大野拓也，给你写了三首。” 阿强把传真纸塞过来，日文夹杂中文翻译。 “条件写得很清楚：如果要保留武道馆的黄金档期，就必须演唱这三首。他们还“贴心”地附了罗马音标注和中文谐音版。” 传真末尾，是宝丽金日本分社社长铃木健二的亲笔附言： “谭桑，这是日本市场的规则。本土化不是选择，是门票。” 谭咏麟盯着那几行字，手指捏得传真纸哗哗作响。 “我在大阪唱《水中花》时，台下日本歌迷跟着用粤语合唱，他们听不懂歌词但听得懂感情。现在要我硬唱日语口水歌？” “不止你。” 身后传来张国荣的声音。 他今天穿一件米色风衣，手里拿着一份同样的传真，脸色平静但眼神沉郁。 “索尼唱片，给我发了合作邀约，条件是由日本制作人重新编曲《侬本多情》，加入演歌元素，演唱会用日语版本主打。他们说，“张桑的艺术人格，需要更符合东亚审美”。” 两人对视，在清晨空荡的行李厅里。 像两棵突然被移植到陌生土壤的树。 上午八点半，鑫时代会议室。 传真纸摊了满桌，来自东京、大阪、台北、新加坡，内容惊人一致： 合作可以，但要按我们的标准改造。 黄沾一巴掌拍在桌上，震得咖啡杯乱跳：“改造？改造个屁！阿伦的骚劲是他妈娘胎里带的！Leslie的冷郁是他自己熬出来的！日本佬懂个锤子！”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，声音温和但坚定。 “大野拓也的三首歌我看了，旋律模板化，和弦走向完全是日本偶像歌的流水线产品。如果阿伦唱了，就等于承认香港音乐需要日本配方。” “但武道馆的档期，” 郑东汉眉头紧锁，“那是亚洲歌手梦寐以求的舞台。如果这次妥协，以后我们在日本的每一次演出，都会附带条件。”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赵鑫。 他站在白板前，已经写了三行字： 日本模式：标准化、可复制、安全。 香港现状：个性化、有风险、真实。 冲突点：我们要市场，还是要自己？ “这不是选择题。” 赵鑫转身，马克笔在白板上，重重画了个圈，“市场和自己，我们都要。” 他走到谭咏麟面前：“阿伦，那三首日语歌，你练了吗？” “练个鬼！” 谭咏麟梗着脖子，“我对着罗马音念了两句，感觉自己像个白痴！” “那就对了。” 赵鑫忽然笑了，“因为你谭咏麟的魅力，从来不是“正确”，是“真实”。哪怕跑调破音，歌迷会说“你看阿伦今天又玩嗨了”，而不是“他连音准都控制不好”。艺术从来都不可能工业化，因为工业化过后创作主体的个性，便会散失殆尽。没有个性的艺术，也配称之为艺术？” 他又看向张国荣：“Leslie，如果《侬本多情》加入演歌唱腔，会怎么样？” 张国荣沉默片刻：“那首歌里“门推开一半的犹豫”，会变成“门彻底敞开还要摆个姿势”。” “所以答案很简单。” 赵鑫走回白板前，在第三行字下面划了条横线，“我们不接受改造。但也不放弃市场。” “怎么做？”许鞍华问。 “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，打败他们。” 赵鑫的眼睛亮得惊人，“日本模式的核心是什么？是极致的专业和准备。那我们就拿出比他们更专业、准备更充分的现场，用我们自己的歌，我们自己的方式。” 他看向郑东汉：“郑哥，联系铃木健二，告诉他：谭咏麟武道馆演唱会，可以加新歌，但不是大野拓也的三首。是顾家辉、黄沾，以及谭咏麟自己，用一周时间创作的三首中日双语歌。主题？就叫《东京雨，香港风》。” “中日双语？”郑东汉愣住。 “对。日语部分请最好的翻译，但歌词内核必须是香港的都市感。旋律要保留粤语流行曲的骨架，但编曲可以用东京最新的电子音色。” 赵鑫语速加快，“我们要证明的不是“我们比日本强”，而是“我们和日本不同，且这种不同有它的价值”。” 他又看向张国荣：“Leslie，索尼那边，回复他们：感谢邀请，但《侬本多情》不会改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合作一首全新单曲，由你和日本先锋音乐人，高桥幸宏共同创作，主题是“孤独的东京，寂寞的香港”。要实验，就实验到底。”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 然后黄沾第一个跳起来：“高桥幸宏？那个玩电子乐玩疯了的家伙？Leslie跟他合作？我靠！这主意骚得我想写词了！” 顾家辉已经在纸上画旋律线：“中日双语歌的副歌部分，可以用五声音阶做基底，但节奏型借鉴涉谷系电子，” 谭咏麟眼睛发亮：“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武道馆，既跳《《魔法极乐舞》》又唱新歌？我可以设计一段舞，前半段是日本舞踏的克制，后半段突然转成香港街头的随性！” 张国荣轻声说：“高桥幸宏的实验专辑我听过，他用合成器模拟都市噪音。如果结合《有心人》的情感表达，也许真的能做出“跨海的孤独”。” 施南生快速记录，抬头问：“预算和时间？一周创作三首新歌，还要编舞、排练、和日本团队磨合，” “钱不是问题。” 郑东汉咬牙，“宝丽金追加两百万。我要让东京看看，香港速度是什么概念。” “时间，” 赵鑫看向墙上日历，“今天是四月十五日。五月三日，武道馆第一场。我们有十八天。” 他环视所有人：“十八天，三首中日双语新歌，一支融合舞踏的舞蹈，一次跨国实验音乐合作。还要保证《橄榄树》在台湾巡映顺利推进，徐小凤旗袍演唱会筹备，邓丽君日本录音收尾，” “干不干？” 谭咏麟抓起桌上的冰水，灌了一大口。 把杯子重重一放：“干！我腿断了也要在武道馆跳完！” 张国荣点头：“我今晚就联系高桥幸宏。” 徐小凤摇着团扇：“我的旗袍演唱会曲目单里，可以加一首日本演歌的粤语改编版，叫《横滨月亮，香港灯》。小凤姐来教教他们，什么叫“老歌新唱”。” 邓丽君温柔但坚定地说：“我在日本的录音，最后那首《忘记他》，不会加演歌唱腔。制作人如果不同意，我就自己租棚录。” 许鞍华笑了：“《橄榄树》台湾第一场放映，定在五月三日晚上，和武道馆演唱会同一时间。我们隔海打擂。” 威叔拄着拐杖站起来：“纪录片的日本篇，我亲自去拍。拍那些在杰尼斯体系里，熬了十年还没出道的练习生，拍他们眼睛里的光，是怎么一点一点灭掉的。” 赵鑫看着这一张张脸。 忽然想起一九七八年，那个抱着吉他走进邵逸夫办公室的下午。 那时他说“我想复兴港娱”。 现在，他们正在复兴的，是一种可能性。 一种在全球化浪潮中，保持自己声音的可能性。 一种在标准化生产线上，坚持手工温度的可能性。 一种在别人给你出考题时，自己重新定义答案的可能性。 “好。” 赵鑫走到会议室门口，拉开门。 清晨的阳光涌进来，照亮满桌的传真纸。 那些来自东京的“考题”，在光里微微发烫。 “十八天倒计时，开始。” 门外，整个鑫时代工场已经苏醒。 录音棚里，陈志文在调试新到的二十四轨录音机； 排练室，日本舞踏老师中岛晴子，正在调整镜子的角度； 创作中心，顾家辉和黄沾已经吵了起来。 关于中日双语歌的第一个和弦，该用大三还是属七。 食堂方向，飘来陈伯熬制罗汉果茶的香气。 赵鑫深吸一口气，走进阳光里。 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五日，上午九点十七分。 香港广播道，鑫时代文化工场。 亚洲娱乐战争的第一个正面战场，在这里悄然布阵。 而他们的武器，不是更大的投资，更炫的科技，更标准的流程。 是十八天时间，三首新歌，一支舞。 以及一群坚信“真实比完美更有力”的疯子。 东京的考题已经发到手里。 现在，他们要交一份让出题人都意外的答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