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零年五月三日，东京，下午五点。 武道馆后台的空气，绷得像拉满的弓弦。 谭咏麟对着镜子，最后一次检查演出服。 黑色改良中山装，左肩绣着小小的香港洋紫荆。 右肩，对应位置是东京市花樱花。 中岛晴子蹲在地上，帮他调整裤脚。 “谭桑，记住舞踏段落的呼吸。吸气时想象把整个武道馆的重量吸进肚子，吐气时用脚尖把重量还给它。” 谭咏麟点头，手心全是汗。 不是紧张，是亢奋。 十八天磨出来的三首新歌，融合舞踏的《魔法极乐舞》改编版。 还有顾家辉，临时加的一段琵琶独奏。 用的乐器，是赵鑫从香港带来的。 一九三七年南洋华侨捐赠的“抗战琵琶”。 门外传来郑东汉的声音：“阿伦！观众开始入场了！铃木健二说，上座率九成五！” “日本歌迷来了多少？”谭咏麟问。 “保守估计一半。” 郑东汉推门进来，脸色复杂，“另一半是，杰尼斯带来的观摩团。山田先生坐在第五排正中，带了二十个练习生。” 谭咏麟咧嘴笑了：“来看我笑话的？” “来看香港“非标准化产品”的现场实力。” 赵鑫走进来，手里拿着节目单。 “阿伦，按我们原计划演。不要想讨好谁，也不要想着打败谁。就想着一件事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把过去十八天，我们所有人熬的夜、流的汗、吵的架、还有那些差点放弃，但又咬牙挺过来的时刻，全部倒在舞台上。” 谭咏麟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 他想起顾家辉改编曲，改到凌晨四点，趴在钢琴上睡着； 想起黄沾写不出词砸酒瓶，碎片划破手还继续写； 想起中岛晴子，五十多岁的人，陪他练舞练到腿抽筋； 想起陈伯，每天变着花样煲汤。 说“后生仔，喉咙是你们吃饭的家伙，要护好”。 他睁开眼睛，镜子里的人，眼神变了。 不是舞台上的谭咏麟，也不是送奶工家明。 是那个一九七六年，在酒吧驻唱被客人泼酒。 还笑着唱完最后一首歌的傻小子。 “我知道了。”他说。 晚上七点整，武道馆座无虚席。 灯光暗下，观众席的嘈杂声渐渐平息。 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。 那里没有乐队，没有伴舞。 只有一把椅子，一支立麦。 谭咏麟从阴影里走出来，没有炫目的登场，只是平静地走到麦克风前。 他先是用日语说：“晚上好，东京。我是谭咏麟，来自香港。” 然后切换粤语：“今晚的第一首歌，是十八天前才写完的。写歌的时候，我在想：东京和香港，都是不睡觉的城市。但东京的失眠是安静的，香港的失眠是吵闹的。所以这首歌，叫《双城记》。” 音乐起。 前奏是极简的钢琴，左手低音区，模拟东京夜雨滴答。 右手高音区，是香港霓虹闪烁的碎音。 谭咏麟开口，第一段主歌用日语： “雨垂直落下/洗淡霓虹灯的颜色 末班电车开走/站台上没有等我的车 玻璃里的男人/领带歪了/笑容僵了 他问我：你累不累？ 我说：累啊/但梦还没清澈” 声音低沉，带着疲惫的沙哑。 完全没有以往，“魔法舞王”的张扬。 观众席里，那些杰尼斯练习生愣住了，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偶像唱法。 第二段主歌，突然转粤语，节奏加快： “风打圈袭来/吹乱摩天楼的倒影 最后一班渡轮/冲乱码头边的街景 海面上的男人/衬衫湿了/眼眶热了 他问我：你走不走？ 我说：走啊/我在家里等天明” 钢琴加入蓝调音阶的滑音，像一声叹息。 就在观众以为，这是一首沉重都市曲时。 副歌炸开！ 中日双语交织，旋律骤然高昂： “东京雨香港风/隔着海关也想相通 你的累我的倦/汇率换算在交融！ 雨里风里/梦里都是空 两套天气/一次相逢——” 最后一句，谭咏麟猛然撕开中山装外套！ 里面是那件，熟悉的黑色紧身舞服！ 音乐切换成《《魔法极乐舞》》前奏的变奏版，但鼓点更重，电子音更冷！ 他从舞踏的“内缩”姿态开始，极慢地，在地板上蜷缩成团。 然后，用比排练时更爆裂的速度。 炸开成《《魔法极乐舞》的经典滑步！ 但这一次，滑步的轨迹，不是流畅的弧线。 而是带着挣扎感的折线，就像在混凝土里开花，每一寸移动都要碾碎石头。 观众席一片死寂。 然后，掌声从零散到汇聚，最后变成海啸。 不是礼貌性的鼓掌。 是真实的、被击中的、甚至带着点不知所措的激动。 第五排，山田先生摘下眼镜，用力擦了擦。 他身边的练习生小声问：“山田桑，这符合标准吗？” 山田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不符合任何标准。但他妈的，真好看。” 后台，赵鑫盯着监视器。 对身边的郑东汉说：“第一关过了。” 郑东汉眼眶发红：“何止过了。你看到观众的表情了吗？他们没见过这样的“偶像”。会累，会狼狈，会撕衣服，但撕完衣服不是卖肉，是更狠地跳舞。” 第二首歌，是《水中花》的日语改编版。 谭咏麟没有完全按日语歌词唱，而是在副歌部分，突然切回粤语原词。 当“这纷纷飞花已坠落”，用粤语唱出来时。 台下有香港留学生带头，用粤语跟着合唱。 渐渐地，日本歌迷，也开始用生硬的粤语跟唱。 两种语言，在同一段旋律里交汇。 第三首歌，是顾家辉的琵琶独奏。 那把一九三七年的老琵琶，被搬上舞台。 追光灯下，琴身上的划痕清晰可见。 谭咏麟盘腿坐下，不是演奏家的姿势，是街头艺人的随意。 他弹的不是传统曲目，是一段即兴。 把《红隧回声》的吉他旋律，用琵琶的音色重构。 金属弦在手指下震动，发出既古又今、既中又西的奇异声响。 弹到高潮，他突然开口。 用普通话，念了钱深老师写的一段话： “一九三七年，南洋华侨捐了这把琵琶。它去过滇缅公路，去过野人山，最后流落到香港。今晚，它在东京。音乐没有国籍，但，有故乡的记忆。” 台下，有老华侨开始抹眼泪。 山田先生彻底坐直了身体。 他转头对助理说：“记下来。这不是演唱会，是文化输出。但输出的是“真实”，不是“包装”。” 晚上九点，演唱会进入尾声。 谭咏麟浑身湿透，站在舞台中央，喘着气对台下说： “最后一首歌，是我自己写的。十八天前，我差点唱了别人给我写的日语歌。但最后，我决定唱这首，《我系谭咏麟》。” 音乐起，简单的吉他伴奏。 歌词直白得像日记： “我系谭咏麟/唱歌中意跳舞中意 有时好蠢有时好型/有时通宵录歌也会生气 我唔系完美偶像/我会走音会跳错步履 但我每一次上台/都真系好欢喜 因为我知/台下有你” 他唱到一半，突然停下，对台下说： “我知，今晚有很多从杰尼斯来的朋友。我想说：标准化很重要，但人之所以是人，是因为我们有不标准的部分，那些会痛、会累、会犯错、但也会因为热爱而发光的部分。” 他看向第五排，山田先生的位置： “香港很小，但我们想用小小的声音，告诉大大的世界：娱乐可以有很多种样子。其中一种，既是艺术，也叫作“真”。” 然后，他鞠了一躬。 不是偶像式的九十度鞠躬，是带着疲惫但满足的、浅浅的躬身。 灯光暗下。 武道馆里，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。 山田先生站起来，没有立刻离开。 他对助理说：“给总部写报告。标题是：《关于香港非标准化偶像的市场可能性分析，以谭咏麟武道馆演唱会为例》。” “结论呢？”助理问。 “结论是，” 山田看着空荡荡的舞台，“我们可能错了。市场要的也许不是更完美的产品，是更真实的人。” 同一时间，晚上九点半。 台北，眷村文化协会，临时放映点。 《橄榄树》的第一场正式放映，刚结束。 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！“的旋律还在飘着。 银幕上还在滚字幕，现场三百多个观众，没人起身。 周理事长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走上台。 他对着麦克风，用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： “各位乡亲，电影看完了。我想问一句：陈望乡最后种活的橄榄树，结的是苦果，你们觉得，他后悔吗？” 台下沉默。 一个老兵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不后悔！苦也是自己的命！” 又一个站起来：“我阿爸就是一九四九年来的外省兵，他在台湾吃了一辈子苦，临死前说“想回家”。但他也说“不后悔当兵”！” “我阿公是南洋机工！”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，眼眶通红，“他死在滇缅公路，连坟都没有。但我阿嬷说，他写信回来讲过“为国而死，光荣”！” 声音越来越多，交织成一片。 许鞍华在台下，紧紧握着钱深的手。 钱深泪流满面。 喃喃道：“他们懂了，他们真的懂了。” 林天明用闽南语大声说：“各位阿伯阿叔！我们南洋华侨，和你们外省老兵，都是一样的——都是为了“国家”两个字，离乡背井，吃苦受难！但我们的苦，应该被记住！我们的故事，应该被讲出来！” 放映点外，新闻局的车，停在那里。 但车里的人，没有下来。 他们听着里面的声音，对视一眼，默默发动了车子。 “回去报告吧。” 一个官员说，“这不是电影，是人的良心。” 深夜十一点。 香港广播道，鑫时代天台。 赵鑫接到两个电话。 第一个来自东京，郑东汉声音哽咽：“阿伦，成功了。武道馆加开两场安可，票半小时售罄。铃木健二说，宝丽金日本总部决定，不再要求艺人本地化改造，改为“原产地特色强化”。” 第二个来自台北，许鞍华声音沙哑：“新闻局的人走了，周理事长说，眷村协会，要自己筹钱，在全台办一百场巡回放映。” 挂掉电话，赵鑫走到天台边缘。 维多利亚港的灯火，倒映在海面上，碎成一片晃动的金。 林青霞走过来，握住他的手。 “赢了？”她轻声问。 “还没，这只是开始。” 赵鑫看着远方，“要赢得人心，还早呢。” 他想起山田先生，报告里可能写的话，想起新闻局官员离开时的眼神。 日本模式，不会因为一场演唱会就退让。 台湾的市场，也不会因为一部电影就敞开。 但至少今晚，他们证明了另一条路的存在。 一条不靠伪装、不靠妥协、只靠“良心”的路。 虽然这条路，注定更窄，更陡，更耗人。 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，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心跳上。 赵鑫转身，看向楼下。 录音棚里，张国荣还在和高桥幸宏，越洋电话讨论频率问题。 排练室，徐小凤在试穿新改的旗袍。 那件绣着，香港电车和东京铁塔的“双城旗袍”。 食堂里，陈伯在熬明天的汤。 嘴里哼着《双城记》的调子。 这片森林，在五月三日的深夜里，依然在生长。 带着伤，带着累，但带着光。 赵鑫深吸一口气。 明天，五月四日。 新的战斗，又要开始了。 但今夜，且让他们安静的享受这一刻。 这一刻，东京雨和香港风，在歌声里相遇。 这一刻，南洋愁和台湾苦，在银幕上重逢。 这一刻，他们用十八天的拼命，换来了一个小小的可能： 也许，这个世界，真的需要不标准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