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零年四月三日，香港《明报》娱乐版头条，用了整个版面： 《日资入港，偶像战争提前打响？杰尼斯事务所密会TVB，拟引入“练习生制度”》 配图是模糊的偷拍照： TVB大楼门口，几个穿黑西装的日本人与方逸华握手。 上午九点，鑫时代“森林会议室”里的空气，凝重得像暴雨前夜。 施南生把报纸摊在长桌中央，激光笔的红点颤抖着落在标题上。 “消息昨晚爆出来的。杰尼斯事务所香港代表处已经注册，办公地点在中环皇后大道中。他们计划下半年开始，在香港招募12到16岁的男孩，进行为期三年的封闭训练，打造“香港本土偶像团体”。” 苏小曼翻着刚拿到的调查报告：“他们的模式很明确——照搬日本那套：集体宿舍、严格日程、人设定位、粉丝俱乐部体系。TVB已经同意提供训练场地和初期曝光资源，条件是新团体的电视合约优先权。”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。 谭咏麟第一个炸了：“什么意思？我们好不容易把香港乐坛从翻唱日本歌的泥坑里拉出来，现在日本人要亲自来教我们“造星”了？” 他刚从日本巡演回来，亲眼见过杰尼斯旗下偶像的工厂化生产流程。 “我在大阪的后台，看见那些十几岁的孩子，每天练舞八小时，对着镜子练习“治愈系笑容”，连鞠躬角度都要统一。他们的经纪人跟我说，这叫“标准化偶像输出”。” 张国荣轻声接话：“台湾那边也有动静。滚石的段钟潭昨天打电话来说，日本索尼唱片正在台北洽谈收购本土唱片公司，条件之一是引进日本A&R（艺人开发）体系。罗大佑的专辑能顺利发行，部分原因是滚石想用他的“反叛形象”，证明台湾音乐不需要日本模板。” 徐小凤摇着团扇，语气平静中带着锐利：“邵氏的老编剧告诉我，日本东映株式会社派人接触了嘉禾，想合作拍“港日混合功夫片”。条件是他们出技术团队和一半资金，但要启用日本编剧修改剧本，加入“符合日本观众审美”的少女主角线。” 邓丽君刚从日本录音回来，声音里带着疲惫：“索尼给我的制作团队里，有两个是新来的A&R专员。他们委婉地建议我把《何日君再来》的爵士改编版，加入更多“日本演歌式的转音”，说这样更容易打入中年市场。” 就连一向乐天的黄沾，也黑着脸：“辉哥和我上个月去东京交流，见了几个日本音乐出版会社的人。他们明说了，现在亚洲音乐市场是“日本制作，各地销售”。香港如果想独立制作，就要面对他们的版权壁垒——他们控股了东南亚大半的发行渠道。” 赵鑫一直没说话。 他站在白板前，用黑色马克笔写下几个关键词：日本模式入侵、台湾市场争夺、东南亚渠道战、本土文化主权。 然后他转身，看向会议室里每一张紧绷的脸。 “各位，一九八零年送给我们的大礼，看来是“亚洲娱乐产业第一次全球化冲击”。” 他敲了敲白板：“日本人不是来做慈善的。他们看到了《魔法爱情》在亚洲的销量，看到了《橄榄树》引发的文化讨论，看到了香港电影在东南亚的票房。他们意识到，这个小小的殖民地，正在长出自己的一套玩法。而他们的策略是——既然打不过，就收购、就合作、就标准化。” 施南生深吸一口气：“我们需要应对策略。目前掌握的信息是，杰尼斯的第一批练习生招募，定在六月。TVB会配套推出新选秀节目《明日之星》，导师阵容包括日本来的舞蹈和声乐教练。” “我们不能被动。” 赵鑫走回桌前，“从现在起，鑫时代的每一个项目，都要明确回答一个问题：我们做的，和日本模式有什么不同？” 上午十点半，台湾台北，滚石唱片简陋的办公室。 段钟潭把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，手里飞快记录。 “是，赵先生，我明白……罗大佑的专辑封面设计已经确定了，就用他自己画的那幅漫画——一个年轻人用吉他砸电视机，电视机里是党政要员的讲话画面……对，我们知道这有风险，但滚石成立的初衷，就是做不一样的音乐。” 窗外传来学生的游行口号声，隐约能听到“民主”、“解严”。 办公室墙上贴着海报：罗大佑《之乎者也》巡回校园演讲日程表，从台大到成大，排满了整个四月。 助理小跑进来，压低声音：“段总，新闻局的人又来“关切”了，问我们专辑里那首《鹿港小镇》，“台北不是我的家”这句歌词，是不是在影射什么。” 段钟潭对着电话苦笑：“赵先生，您听到了吧？我们这边，既要防日本资本，还要应付当局审查。罗大佑昨天在东海大学演讲，说了句“音乐不应该有禁区”，今天报纸就来了。” 电话那头，赵鑫的声音很冷静：“段总，你们要做的，就是坚持“真实”。日本模式输出的是包装过的梦幻，我们要输出的是这片土地的呼吸声——哪怕这呼吸声里，有呛人的灰尘。罗大佑的专辑，鑫时代会全力支持海外发行。另外，许鞍华导演下个月会带《橄榄树》去台湾做试映，我们需要滚石帮忙联络校园场地。” “没问题！大学生们现在最想看的，就是这种“非官方历史”！” 段钟潭挂掉电话，看着墙上那张泛黄的台湾地图。 一九四九年的航线，被红笔细细描出。 那些载着南洋机工回国的船，也曾经过台湾海峡。 中午十二点，新加坡，宝丽金东南亚总部。 郑东汉盯着电脑屏幕上滚动的销售数据——那是这个时代香港少见的科技设备。 “《魔法爱情》在新加坡销量突破八万张，马来西亚六万五千，泰国四万，菲律宾三万……但同期，日本松任谷由实的专辑《漂流少女》，在同样的市场，销量分别是十二万、九万、七万、五万。” 他揉着太阳穴，对身边的亚洲区总裁说：“日本歌手的制作成本是我们的三倍，宣传预算是五倍。他们用电影级的MV，用东京顶尖的录音棚，用全亚洲同步的电台打歌策略。我们靠什么打？靠谭咏麟的现场魅力？靠《极乐净土舞》的新鲜感？” 总裁是英国人，耸耸肩：“东汉，这就是产业差距。日本经济正在巅峰，他们有资本做长期投资。香港？你们连个像样的偶像培训体系都没有。杰尼斯这次入港，与其说是威胁，不如说是给你们上课。” 郑东汉猛地站起来：“上课？我们香港歌手，从许冠杰街头唱到红磡，从邓丽君酒廊唱到日本武道馆，靠的不是什么体系，是拼命！是敢把命放在舞台上烧的狠劲！” 他抓起电话，拨给香港：“阿鑫！我决定了，宝丽金下半年追加三百万宣传预算，专门打谭咏麟的东南亚市场。日本人有体系，我们有血性。比比看，到底谁更懂亚洲人的耳朵！” 下午两点，香港广播道，TVB排练厅。 十几个十二三岁的男孩，穿着统一的白色训练服，正跟着日本舞蹈教练练习基础步法。 动作整齐划一，笑容弧度一致。 方逸华站在观察室玻璃后，对身边的日本代表鞠躬：“山田先生，这些孩子很有潜力。” 山田五十岁左右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冷静得像扫描仪：“方女士，按照我们的经验，三年后他们中能出道的不超过三个。偶像工业是残酷的淘汰赛，我们需要的是绝对服从、高度标准化、可复制的产品。” 他顿了顿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：“我研究过贵公司的谭咏麟和张国荣。谭桑很有个人魅力，但太“不可控”，他的音乐风格多变，舞蹈也是自己参与编排，这不符合工业化效率。张桑的艺术追求太高，不利于商业最大化。我们的模式，就是要消除这种“不确定性”。” 方逸华沉默了几秒，忽然问：“山田先生，您听过《橄榄树》这部电影吗？” 山田愣了一下：“抱歉，我不太关注文艺片。” “那是一部讲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的电影。” 方逸华看着玻璃里那些稚嫩的脸，“里面有一句台词：“有些人选择成为数字，有些人选择成为名字”。我想，香港娱乐圈，大概还是想多留几个“名字”。” 她微微颔首，转身离开。 留下山田皱眉看着她的背影，对助手低声说：“香港人，还是太感情用事。” 下午四点，鑫时代排练室。 谭咏麟把《魔法极乐舞》跳了第十遍。 汗水把地板滴湿了一小片。 日本编舞师山本裕介喊了停：“谭桑，你的力度没问题，但“表情管理”太随意了。杰尼斯的标准是，每个舞台表情都要经过设计，甚至要对着镜子练习肌肉控制。” 谭咏麟抓起毛巾擦汗，咧嘴笑：“山本老师，如果我连笑都要设计，那还是谭咏麟吗？我在舞台上的疯，是真的开心；累到喘不过气，也是真的累。观众花钱来看我，是想看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看一个完美假人。” 山本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用日语低声说：“其实……我很羡慕你。” “嗯？” “在日本，我训练过的那些孩子，不敢说这样的话。他们从十二岁就知道，自己是“商品”，笑容是商品的一部分。” 山本抬起头，眼神复杂：“谭桑，你们的“森林”，也许真的能长出不一样的树。” 这时，张国荣推门进来。 他刚和顾家辉敲定《侧面》的最终编曲。 “阿伦，山本老师，辉哥让我问你们，演唱会那段《当年情》合唱，要不要加入现场即兴互动环节？日本团队建议我们完全按彩排来，避免出错。但辉哥说，真正的感情，是设计不出来的。” 谭咏麟和山本对视一眼。 两人同时笑了。 “加！” 谭咏麟大声说，“不仅要加，我还要在台上突然跳一段《极乐净土》的变奏版！吓死那些日本来的观察员！” 晚上七点，深水埗陈记糖水铺。 赵鑫、许鞍华、钱深、林天明围坐一桌。 桌上摊着《橄榄树》南洋巡映的观众反馈表。 厚厚一摞，手写的居多。 林天明眼睛通红，指着其中一份：“这是我阿公当年的战友，陈伯的儿子写的。他说他阿爸看了电影，三天没说话。第四天，把全家人叫到跟前，第一次讲了当年在滇缅公路的事——怎么躲轰炸，怎么埋战友，怎么在野人山吃树皮。他说，谢谢我们，让他阿爸“把堵了一辈子的话，吐出来了”。” 钱深老先生的手在颤抖。 他翻着那些反馈，轻声念：““原来我阿公不是逃兵，他是英雄”、“课本上只有一行字，电影里是一个个人”、“谢谢你们记得，我们这些南洋仔的后代，终于可以挺直腰说，我阿公为国家出过力”……” 许鞍华摘下眼镜擦泪：“下个月去台湾巡映，我们已经收到七十多个眷村老兵的报名。他们说，想看看“对岸怎么拍我们的故事”。” 赵鑫给每人舀了一碗杏仁茶。 “许导，钱老师，天明，你们做的，比我们所有娱乐项目都重要。日本人在输出偶像模式，美国人在输出大片特效，我们至少要输出一样东西——记忆的尊严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《橄榄树》在台湾的放映，可能会遇到阻力。新闻局已经“提醒”滚石，注意“影片的政治倾向”。但我们不能删改，一个字都不能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林天明问。 “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自我审查，就等于承认了：有些历史不配被记住，有些牺牲不配被讲述。那和日本人的“文化标准化”，有什么区别？” 糖水铺里安静下来。 只有老式风扇转动的声音。 陈伯从厨房端出一碟马拉糕，轻轻放在桌上。 “后生仔，食多点。路还长，要吃饱才有力气行。” 深夜十一点，鑫时代天台。 赵鑫看着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对身边的林青霞说：“今天郑东汉打电话，说宝丽金总部建议我们，把张国荣的概念专辑《孤独的多种形态》，改个名字。他们说“孤独”这个词太负面，不符合商业市场喜好，建议改成《都市心情》或者《午夜独白》。” “你拒绝了？” “我让Leslie自己决定。他说，“如果连专辑名字都要妥协，那我唱的那些“不妥协”，岂不是笑话”。” 林青霞靠在他肩上：“琼瑶姐今天又来信了。她说台湾的出版审查越来越严，她的小说也被要求修改“敏感内容”。但她决定不妥协，哪怕书暂时不能出版。她说，“看了《橄榄树》，我才知道，有些话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说了”。” 远处，TVB大楼还有几层亮着灯。 那里，日本的训练团队可能还在给那些孩子“上课”。 更远处，是沉睡的狮子山。 一九八零年的香港，站在一个十字路口。 一边是高效的、标准的、可复制的工业化娱乐之路。 一边是杂乱的、个性的、充满不确定性的“森林生长”之路。 赵鑫深吸一口夜风。 “青霞，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” “怕我们输给日本模式？” “不。” 他转过头，眼神在夜色中发亮。 “我最怕的是，十年后，香港年轻人看着电视里那些完美无缺的偶像，听着精心计算的流行曲，看着标准模板的电影，然后问：“为什么以前的谭咏麟会唱破音？为什么张国荣敢在演唱会上哭？为什么徐小凤要穿老旗袍唱老歌？为什么有人要拍《橄榄树》这种不赚钱的电影？”” “怕他们忘记了——” “娱乐，原本是人性的声音，不是工业的噪音。” 林青霞握紧他的手。 远处，一九八零年的海风，正吹过整个亚洲。 带着东京的电子音，台北的抗议歌，新加坡的数据报表，香港的汗水和眼泪。 吹向一个正在被重新定义的时代。 而这片小小的森林，决定迎着风。 继续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