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0年5月，莫斯科，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。 戈尔巴乔夫面前的报告标题是：《关于借鉴友好国家经验，以经济手段加强加盟共和国联系的若干建议》。 这份经过克格勃润色的文件，将九黎在阿富汗的行动提炼为“可复制的成功模式”。 1.“订单换稳定”，通过长期采购合同绑定地方经济。 2.“基础设施换影响力”，投资道路，电网，通信。 3.“文化尊重换政治认同”，不强行推行意识形态，尊重当地传统。 “同志们，”戈尔巴乔夫语气中带着急迫，“九黎用几亿美元做到了我们用九百亿卢布和十年战争没做到的事，我们必须学习。” 国防部长亚佐夫质疑：“但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加盟共和国，不是外国。” “正因如此，”戈尔巴乔夫回答，“我们本应有更大优势，相同的政治制度，统一的法律体系，几十年建立的经济联系。” “如果九黎能在阿富汗做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立陶宛，格鲁吉亚，中亚做到？” 致命的误读就此开始。 90年7月，维尔纽斯，苏联—立陶宛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。 莫斯科的“新思维”代表带来了厚达三百页的《立陶宛特色产业发展与联盟经济融合计划》。 核心内容是： 琥珀产业升级：苏联对外贸易银行提供2亿卢布贷款，用于扩建琥珀加工厂，产品由苏联外贸公司包销。 农产品专项采购：承诺以高于欧盟市场价15%的价格，采购立陶宛奶制品，肉类十年。 基础设施投资：改造维尔纽斯港口，建设通往白俄罗斯的快速公路。 表面看，这比九黎在阿富汗的合同更优厚。 但问题从第一天就暴露了。 “2亿卢布贷款？”立陶宛代表，后来的独立运动领袖兰茨贝吉斯冷笑，“请问利率多少？” “年息8%，远低于市场水平……” “那么请问，”兰茨贝吉斯打断，“这2亿卢布，是硬通货美元，还是卢布？” 苏联代表语塞。 答案不言而喻是卢布。 而当时黑市上，1美元可兑换30-50卢布。 更糟糕的是，这2亿卢布并非新发行货币，而是从苏联其他地区“调配”过来的。 实际操作是：莫斯科命令西伯利亚的木材厂，乌克兰的钢铁厂，巴库的油田，将部分产品以“计划调拨价”（远低于市场价）卖给立陶宛的琥珀加工厂作为原料，差额计入“联盟团结基金”。 结果：西伯利亚的木材工人拿不到足额工资。 乌克兰的钢铁厂被迫减产。 巴库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抗议“被剥削”。 而这一切损失，都被归咎于“立陶宛拿走了我们的资源”。 仇恨没有化解，反而从“立陶宛人恨莫斯科”扩展为“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恨立陶宛人占了便宜”。 “高于欧盟市场价15%采购我们的农产品，”立陶宛农业部长在私下会议说，“听起来很好，但请看附件第47条。” 附件规定： 价格以卢布结算，支付周期为“货物验收后180天内”。 质量标准由莫斯科的全苏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。 运输由苏联交通部统一调度。 90年9月，立陶宛向莫斯科发送了第一批合同约定的奶酪和黄油。 货物抵达后：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“脂肪含量比标准低0.3%”，属于“次等品”，价格下调40%。 由于铁路调度紧张，货物在莫斯科仓库滞留两个月，部分变质。 180天后，立陶宛收到付款，是已经贬值30%的卢布。 兰茨贝吉斯在议会上展示对比数据：“同一批奶酪，如果通过黑市渠道运往芬兰，我们可以获得硬通货美元。 货到付款，价格比苏联合同高20%。 “同志们，”他环视会场，“莫斯科不是在给我们优惠，是在用官僚体系勒死我们，然后假装在给我们做人工呼吸。” 维尔纽斯港口改造项目最具讽刺性。 苏联交通部派来的工程队，使用的还是50年代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。 他们计划用两年时间，将港口吞吐量从300万吨提升到500万吨。 但同一时期，九黎在喀布尔建设的物流中心，采用预制模块化施工，六个月内建成现代化仓储设施，吞吐量设计为800万吨。 更残酷的对比发生在现场： 立陶宛方面偷偷拿到了九黎在波兰格但斯克港的改造方案。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，计算机调度系统，与铁路，公路的无缝衔接设计。 而苏联方案：需要3000名装卸工，调度靠电话和对讲机，与铁路的连接需要穿越市中心，拆迁成本天文数字。 项目开工三个月后停滞，成为维尔纽斯湾畔的一处烂尾景观。 当地报纸标题：《苏联式现代化：用昨天的技术，建设后天的设施，解决前天的问题》。 90年8月，塔什干，乌兹别克斯坦。 莫斯科的“文化尊重”政策在这里以最荒诞的方式展现。 根据九黎“尊重地方文化”的经验，苏联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《关于在聚居区，推广新型经济合作模式时，注意文化适应的指导意见》。 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： “在与地方长老，宗教人士协商时，应充分尊重地方传统，可适当安排在工作会谈前后进行祷告时间……” 苏联贸易部代表团访问撒马尔罕的丝绸合作社。 按照指示，他们特意安排在周五（主麻日）下午拜访，计划“先参观工厂，然后与工人们一起参加清真寺礼拜，展现尊重”。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：这家合作社的工人主要是女性（男性多去莫斯科打工） 当地寺不允许女性进入正殿。 更关键的是，合作社主任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苏共党员，对宗教活动极度反感。 结果：代表团坚持要“参加礼拜”，合作社主任当场翻脸：“你们是来做生意还是来传教？” 代表团中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官员试图解释“这是尊重文化”，被主任怒斥：“你们莫斯科人懂什么我们的文化？” “这里的文化是女人织丝绸养活全家，不是男人在寺里空谈！” 谈判破裂。 更大的反效果在后续： 莫斯科的报纸报道此事时，标题是《贸易代表团尊重宗教传统遭无理拒绝》。 文章暗示乌兹别克人“宗教狂热”“不领情”。 乌兹别克斯坦的报纸反击：《莫斯科的伪善：几十年压制宗教，现在却想用祷告做交易》。 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，被硬生生扭成了宗教意识形态争端。 90年9月，第比利斯，格鲁吉亚。 这里是苏联“经济松绑”试验最灾难性的地区。 莫斯科的计划是：利用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产业，复制九黎在阿富汗的“特产绑定”模式。 提供贷款扩建酒庄，承诺包销产量，帮助开拓东欧市场。 但他们忘记了两个问题： 第一，葡萄园的产权。 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制度下，葡萄园属于国家。 现在要扩建，需要土地。 而这些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，在历史上属于：被铁人强制集体化时剥夺的地主后代。 被迁走的少数民族的故居。 不同家族之间，有数百年争议的边界地块。 当莫斯科的“土地划拨文件”下发时，不是带来投资喜悦，而是引爆了数十起土地纠纷。仅在卡赫季州，一个月内就发生了47起械斗，死亡9人。 第二，市场的选择。 莫斯科承诺“帮助开拓东欧市场”。 但当时东欧正经历剧变：波兰，捷克斯洛伐克转向西欧市场。 东德即将消失，罗马尼亚，保加利亚自身难保。 实际结果是：格鲁吉亚酒庄扩建了产能，但产品堆在仓库里运不出去。 莫斯科的“包销”变成“以货易货”。 用格鲁吉亚葡萄酒换古巴的糖，而这些商品在格鲁吉亚根本没有市场。 最致命的第三点：历史仇恨的经济化。 莫斯科为了安抚格鲁吉亚，在投资中特意加入了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”内容：拨款修复第比利斯老城，斯大林故居纪念馆等。 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，被要求用于修复“俄格友谊纪念碑”。 纪念1783年《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》（格鲁吉亚接受俄国保护）的建筑。 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看来，这不是修复，是羞辱。 90年11月7日（十月革命纪念日），激进团体“自由格鲁吉亚”炸毁了正在修复中的纪念碑。 标语写着：“我们不需要用卢布包裹的枷锁。” 莫斯科的反应是：暂停所有投资项目，派遣内务部部队进驻。 经济合作彻底破产，只剩下枪口对枪口。 90年底，克格勃第一总局（对外情报）提交了绝密报告：《九黎模式与苏联实践对比分析》。 报告结论：“九黎模式的核心优势不在于具体手段，而在于其完整的体系支撑。” “有硬通货支付能力，有适配发展中地区的技术储备，有灵活的非官方外交渠道，最重要的是，没有历史包袱。” “苏联试图模仿的只是表面动作，却用自己僵化的体制，疲软的经济，官僚化的思维来执行，结果必然南辕北辙。” “更危险的是，九黎模式在阿富汗的成功，部分建立在与苏联失败的对比之上。” “当苏联试图复制时，实际上是在提醒各加盟共和国：看，别人用这套方法成功摆脱了我们的控制，现在我们想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控制你们。这种认知必然引发强烈反弹。” 91年1月，维尔纽斯，立陶宛最高苏维埃（议会） 兰茨贝吉斯说道：“莫斯科给我们优惠贷款的结果：立陶宛通货膨胀率从7%飙升到41%，失业率从2%上升到11%，而对苏贸易逆差扩大了三倍。” “这不是援助，这是经济吸血。” “同志们，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” 91年1月11日，立陶宛议会通过《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》。 塔林，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总部。 领导人萨维萨尔在集会上说：“莫斯科现在说要经济松绑，要尊重我们的特色。” “但看看他们给的技术，列宁格勒工厂淘汰的机床，基辅设计院58年的图纸。” “他们不是来帮我们现代化，是来让我们为他们落后的工业体系陪葬。” “我们要的不是莫斯科施舍的特色发展，而是与欧洲，与九黎那样的伙伴平等交易的权利。” 91年1月12日，爱沙尼亚宣布准备恢复独立。 阿拉木图，哈萨克斯坦街头。 纳扎尔巴耶夫的讲话被嘘声打断：“莫斯科承诺投资我们的油田，但条件是利润的70%归全苏石油工业部。” “他们承诺采购我们的粮食，但支付的是每天都在贬值的卢布。” “同志们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联盟经济。” 虽然没有立即宣布独立，但哈萨克斯坦开始单方面与土耳其，伊朗，九黎接触，探讨绕过莫斯科的贸易可能。 莫斯科的困惑达到了顶点。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几乎崩溃：“我们给了他们贷款，给了他们投资，承诺了优惠价格，我们甚至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文化！” “为什么九黎做同样的事，就能赢得人心。” “我们做同样的事，却加速了国家的解体？” 没有人能回答。 或者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，但没人敢说出口： 因为九黎是外人，给予是善意。 苏联是压迫者，给予是赎罪，而赎罪永远不够。 因为九黎的合同是生意，生意可以讨价还价。 苏联的合同是恩赐，恩赐必须感恩戴德，而没有人喜欢永远感恩戴德。 因为九黎没有坦克开进喀布尔强迫人签合同。 苏联的坦克在56年的布达佩斯，68年的布拉格，79年的喀布尔，记忆尚未褪色。 91年2月，西贡战略分析中心。 龙怀安看完苏联局势报告，对幕僚说： “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模式在阿富汗有效，在加盟共和国却会失效吗？” “不是因为技术或资金，而是因为情感账户。” 他画了两个图： 图一：九黎—阿富汗关系。 初始情感余额：零（无历史恩怨） 九黎存入：订单，技术，生计。 阿富汗支取：安全承诺，市场准入。 余额：正增长（双赢） 图二：苏联—加盟共和国关系。 初始情感余额：严重透支（集体化，大清洗，文化压制，经济剥削） 苏联试图存入：贷款，投资，优惠。 加盟共和国解读：这是还债，不是给予。 而且“债务利息”还在累积：卢布贬值，官僚腐败，技术落后。 余额：继续透支。 “苏联犯的最大错误是，”龙怀安总结，“他们以为经济手段可以独立于政治历史而生效。” “但人不是经济动物，是历史动物。” “每一份合同背后，都站着一群记得祖辈土地被夺走的人。” “每一笔贷款背后，都有一双记得大清洗中消失的亲人的眼睛。” “你可以用订单让一个人暂时沉默，但无法用合同抹去一个民族的记忆。” “而我们，幸运地没有那段记忆。” 91年3月，苏联各地的“经济松绑”项目基本停滞。 立陶宛的琥珀加工厂只完成了地基，贷款被独立政府冻结。 乌兹别克的丝绸合作社转向与土耳其合作。 格鲁吉亚的酒庄主，将库存葡萄酒走私到土耳其，换取硬通货。 哈萨克斯坦的油田，开始接待西方石油公司的勘探队。 莫斯科的“九黎模仿秀”以全面失败告终。 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：九黎模式在苏联解体后获得了新的生命。 91年4月，刚刚宣布独立的立陶宛，派出贸易代表团访问西贡。 带队的正是兰茨贝吉斯。 在与九黎外贸部长的会谈中，他说：“我们注意到贵国在阿富汗的成功模式。” “现在，我们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，没有历史包袱，没有强加的政治条件。” “我们希望能建立纯粹的商业关系：我们的琥珀换你们的电子产品，我们的奶酪换你们的工业设备，硬通货结算，货到付款。” “就像你们在阿富汗做的那样，简单，直接，公平。” 九黎部长微笑回答：“我们很乐意，因为和没有历史包袱的人做生意，是最轻松愉快的。” 91年6月，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以为九黎的秘诀是经济手段。” “错了。” “九黎真正的秘诀是：他们去的是别人家。” “在自己家，经济手段永远不够，因为家里有太多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：尊严，记忆，仇恨，爱。” “你可以用钱买来陌生人的服务，但无法用钱买来家人的原谅。” “你可以用合同约束商业伙伴，但无法用合同修补破碎的信任。” “苏联想用九黎的方式维系帝国，却忘记了：帝国本身，就是最大的商业违约。” “它承诺过平等，却给了压迫。” “承诺过繁荣，却给了贫困。” “承诺过团结，却给了分裂。” “现在拿出几张优惠合同，就像在火山口盖上一张餐巾纸，然后邀请人们来野餐。” “谁会来呢？” “要么是傻子，要么是准备在火山爆发前最后一刻卷走餐巾纸的人。” “而我们，既是傻子，也是那个卷餐巾纸的人。” 日记到此中断。 三个月后，91年9月，立陶宛，爱沙尼亚，拉脱维亚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。 四个月后，91年12月25日，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。 一个帝国模仿商队的尝试，以帝国本身的瓦解告终。 而真正的商队，九黎的卡车队，正载着立陶宛的琥珀，爱沙尼亚的木材、拉脱维亚的制品，沿着新的贸易路线，驶向南方共同体的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