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谢谢。” 妇人接过钱，看了看林怀安苍白的脸色，叹了口气，“小伙子，别太往心里去。 这世道，咱们小老百姓，能活着就不容易了。 想多了，没用。” 说完，她转身走了，背影有些佝偻。 林怀安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二叔早上说的话：“知道了，又能怎样？” 是啊，能怎样？ 他林怀安，一个十七岁的学生，一家绸布庄的学徒，知道了日本人在密云炸死了二百多人，知道了潮河关被屠了村，知道了华北危急——他能怎样？ 去游行？ 去抗议？ 去街头演讲？ 他想起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时，北平学生们上街游行，声援十九路军。 那时他还小，但也跟着大孩子后面喊过口号。 后来呢？ 后来十九路军还是撤了，协定还是签了，日本人还是步步紧逼。 “实业救国”，他想起了这个词。 很多先生都说过，要振兴工业，发展商业，国家强大了，外国人就不敢欺负了。 所以他来铺子里学做生意，想看看这“实业”到底怎么救国。 可是今天，看着报纸上那些冰冷的数字，他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。 密云被炸了，潮河关被屠了，那些死去的人里，有没有开铺子的？ 有没有做生意的？他们的“实业”，救得了他们吗？ “想什么呢？” 林崇礼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 林怀安抬起头，看见二叔不知何时站到了他身边，手里拿着那两份报纸，已经叠得整整齐齐。 “二叔，您说……这生意，还做得下去吗？” 林怀安问，声音有些哑。 林崇礼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 “做不下去也得做。 不做生意，吃什么？ 穿什么？ 你爷爷，我，这一大家子人，还有这几个伙计，靠什么活？” “可是……” “没有可是。” 林崇礼打断他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天塌下来，日子也得过。 日本人炸了密云，咱们就不吃饭了？ 就不穿衣了？ 该做生意还得做生意，该活着还得活着。 这就是老百姓的活法。” 他把报纸塞进怀里，拍了拍：“收收心，好好干活。 世道再乱，手上的活儿不能乱。” 林怀安点点头，但心里那团乱麻，却怎么也理不清。 中午吃饭时，气氛格外压抑。 伙计们围坐在后院的石桌旁，闷头扒饭，没人说话。 连平时最爱说笑的顺子，也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 最后还是老周先开了口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说： “都别垂头丧气的。 咱们就是些做小买卖的，天大的事，有高个的顶着。 咱们把铺子守好，把生意做好，就是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自己了。” “周叔说得对。” 老张接口道，“咱们愁眉苦脸有什么用？ 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该来的，愁也来不了。 吃饭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” 话是这么说，但那一顿饭，每个人都吃得没滋没味。 林怀安看着碗里的白米饭，忽然想起北安河的黑窝头，想起铁柱捧着窝头狼吞虎咽的样子。 那时他觉得，能吃饱饭，就是天大的幸福。 可现在，他吃着白米饭，却觉得喉咙发紧，难以下咽。 吃完饭，林崇礼把林怀安叫到账房。 账房里很安静，只有桌上的座钟在滴答滴答地走。 林崇礼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林怀安，半晌才说：“你的实习，到今天为止，就算结束了。” 林怀安一愣：“今天？不是说到月底吗？” “不用到月底了。” 林崇礼摆摆手，“该学的，你都学得差不多了。 剩下的，就是些细枝末节，靠时间磨。你回学校去吧，好好读书。” “可是二叔，铺子里……” “铺子里有我，有老周，有老张老李，垮不了。” 林崇礼的声音很平静，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，“你是学生，学生就该好好读书。 铺子里的这些事，知道个大概就行了，不用钻太深。” 林怀安听出了二叔话里的意思。 这不是结束实习，这是把他从这是非之地推开。 是因为“福瑞祥”的威胁？ 还是因为今天报纸上的消息？ 或者，两者都有？ “二叔，我不怕。” 林怀安挺直了背，“钱胖子要耍什么花样，我……” “你不怕，我怕。” 林崇礼打断他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林怀安，“怀安，你爹养你这么大。咱们林家，就你这么一个读书的苗子。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跟你爹交代？ 怎么跟你爷爷交代？” 林怀安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没说出来。 他知道二叔说的是实话。 在二叔眼里，在爷爷眼里，甚至在大多数人眼里，他林怀安的未来，是读书，是考学，是走一条“正途”。 做生意，是不得已而为之；搞学运，是玩火。 “回去收拾收拾吧。” 林崇礼转过身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“下午就回家去。 你爸爸想你，马上要开学了，在家里住几天，好好陪陪他们，然后回学校去。” “那铺子里……” “铺子里的事，你不用管了。” 林崇礼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放在桌上，“这是你这几天的工钱，还有上次清仓的分红。 一共三块大洋，你收好。” 三块大洋，沉甸甸的。 林怀安拿起布包，握在手里，那冰凉坚硬的触感，让他想起北安河的冬天，想起冻得发紫的手指，想起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孩子。 “二叔，” 他抬起头，看着林崇礼，“如果……如果有一天，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了，咱们这铺子，还能开吗？” 林崇礼看着窗外，看了很久。 窗外是海淀镇的街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看起来和往常一样。 但他知道，不一样了。 从今天起，从看到那份报纸起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 “能开一天，是一天。” 最后，他说，“开不下去了，就关门。 关不了门，就跑。跑不了，就认命。 咱们小老百姓，不就是这样吗？” 他说得很淡，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 但林怀安听出了那平淡背后的沉重，那是一种认命，也是一种坚韧——一种在乱世里，小老百姓独有的、卑微而顽强的生存智慧。 下午，林怀安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西城教育部街的家。 他的东西不多，几件换洗衣服，几本书，还有那块怀表，和那个记满了北安河见闻的笔记本。 他把它们仔细地包好，放进藤箱里。 伙计们都来送他。 老周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怀安少爷，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。” 老张和老李也说了一些吉利话。 顺子眼圈有点红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怀安哥，有空常来。” 林怀安一一应了，心里有些发酸。 这几天，他从一个对生意一窍不通的学生，变成了一个能打算盘、能记账、能招呼客人的“准伙计”。 他熟悉了铺子里的每一匹布，熟悉了老周打算盘的声音，熟悉了老张招呼客人时的笑脸，熟悉了顺子扫地时哼的小调。 这里，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。 “走吧，我送送你。”林崇礼说。 叔侄二人走出铺子，走在海淀镇的街上。 八月的午后，阳光还很烈，晒得青石板路发烫。 街两旁的店铺都开着门，卖布的，卖米的，卖杂货的，卖小吃的，吆喝声，讨价还价声，孩子的哭闹声，交织在一起，热闹而寻常。 但林怀安知道，这热闹之下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 他看见卖烧饼的老王，一边揉面，一边和旁边修鞋的老李低声说着什么，神色凝重。他看见茶馆里的说书先生，今天没讲《三国》，也没讲《水浒》，而是在说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声音慷慨激昂。 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 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 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 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 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！ 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 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 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“ 他看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聚在电线杆下，看着上面贴的什么传单，指指点点。 “看见了吧？” 林崇礼说，“人心惶惶。 密云离这儿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 飞机一响，谁都睡不着觉。” “二叔，您说……会打起来吗？”林怀安问。 “打不打，不是咱们说了算的。” 林崇礼叹了口气，“但看这架势，悬。 日本人占了东北，占了热河，现在又在长城各口增兵，下一步，不就是华北吗？” 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 “怎么办？” 林崇礼停下脚步，看着林怀安，眼神复杂，“怀安，你记住，不管世道怎么乱，不管仗打不打，日子都得过。 咱们是老百姓，老百姓的活法，就是活着。 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” 他顿了顿，又说： “你回学校以后，好好读书，别的事，少掺和。 游行啊，集会啊，能不去就不去。 那不是你们学生该干的事。” “可是……” “没有可是。” 林崇礼的语气又严厉起来，“听二叔的，好好读书，将来找个安稳的营生，平平安安地过日子。 这就是最大的孝顺，懂吗？” 林怀安不懂，但他知道，现在和二叔争辩，没有意义。 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二叔。” 林崇礼看着他，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走吧，车在前面。” 一辆人力车等在街口。 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皮肤黝黑，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。 见他们过来，赶紧站起来，接过林怀安的藤箱，放在脚边。 “去西城，教育部街。” 林崇礼说。 “好嘞，您坐稳。” 车夫拉起车，小跑起来。 林怀安坐在车上，回头看着站在街口的二叔。 二叔穿着那件深青色的杭纺长衫，背挺得笔直，但身影在八月的阳光下，显得有些单薄，有些苍凉。 他就那么站着，目送着车子远去，一动不动。 车子拐过街角，二叔的身影看不见了。 林怀安转回头，看着前方。街道两旁的店铺、行人、树木，飞快地向后退去。 海淀镇渐渐远了，但那些声音，那些气味，那些人和事，却像刻在了脑子里，怎么也抹不去。 车子出了海淀镇，上了通往西城的官道。 路两旁的田野，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，绿油油的一片。 远处是西山，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泛着青黛色的光。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宁静，那么平和，仿佛报纸上那些血腥的报道，只是遥远的、与己无关的故事。 但林怀安知道，不是。密云的那些死人，潮河关的那些冤魂，就在这宁静的田野那头，就在这平和的山峦后面。 他们的血还没干，他们的哭喊还没散去，他们的亲人还在哭泣。 而这一切，也许很快就会到来，来到北平，来到海淀镇，来到这条他正走着的官道上。 车夫跑得很稳，很有力。 他的背影随着奔跑的节奏一起一伏，汗水浸透了他破旧的白布褂子。 林怀安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北安河的那些村民，想起他们佝偻的背，龟裂的手，浑浊的眼睛。 他们和这个车夫一样，都是这乱世里最卑微的人，用最原始的力气，换取一点活命的口粮。 而他们，恰恰是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