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博士”一官，渊源甚古，初见于战国乱世，至秦一统，始皇因袭旧制，设博士七十余人，掌通古今，辨然否，典教职，凡天文地理、诸子百家、史事典章，无所不包。 彼时博士来源庞杂，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、阴阳，乃至方技、术数、占验之士，皆可厕身其间，鱼龙混杂，并非专属儒生。始皇一统天下，欲定思想于一尊，遂有焚书坑儒之举。一时间，儒门弟子四散奔逃，或隐于山林，或藏于民间，秦廷博士之位，遂为神仙方术、阿谀取容之徒占据，正道凋零。 及陈涉起兵，天下苦秦久矣，四方响应。许多饱学儒生，不顾安危，背着孔子遗留的礼器，投奔陈王，欲借乱世复振儒道。孔子第八世孙孔鲋，亲任陈涉博士，最终与陈王一同赴难，杀身成仁，成为儒门史上为理想献身的千古志士。 秦亡汉兴，海内渐定，儒生们再度出山，投奔新朝。高祖刘邦为安抚士人，亦设博士官，收纳四方学者。刘邦本不喜儒生，动辄谩骂，然天下既定，朝仪不修，君臣失礼，遂起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。一朝礼乐成行，高祖方叹“吾今知天子之贵”，初尝儒雅之效。 奈何天下初定，干戈未息，高祖忙于剿灭异姓王侯、平定四方，无暇大兴儒教，儒学只作点缀，未登庙堂。 孝惠帝、吕后当政时期，朝中公卿皆是马上得天下的武力功臣，执掌权柄，排斥文吏书生，儒生更无进身之路。 至文帝、景帝继位，开创“文景之治”，天下富庶，文教渐兴，方才起用一批名士硕儒为博士： -《诗经》有辕固生、韩婴 -《书经》有张生、欧阳生 -《春秋》有胡毋生、董仲舒 《孟子》《尔雅》《孝经》亦各置博士，看似儒学渐有起色。 然而，文帝好刑名法术之学，景帝生性不任儒，对儒生只作摆设，史书记载： “故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” 博士们不过是拿俸禄、充门面的闲官，无一人真正参与国政、受到重用。 更有甚者，窦太后身居后宫，却好黄老清静无为之学，极度厌恶儒学，视五经为无用虚文。诸博士不仅难以凭儒业得宠，动辄还有触忌犯讳、身死家灭之虞。 一次，窦太后召见《诗》博士辕固生，问《老子》一书宗旨。辕固生性情刚直，直言道： “此家人言耳。” 意即：不过是普通人寻常闲谈之语，何足为大道。 窦太后闻言大怒，厉声骂道： “你们儒家五经，不过是司空城旦书罢了！” ——此语极毒，意为：儒家经典，不过是罪犯囚徒所读之书。始皇焚书时，藏诗书者，黥为城旦，罚作苦役，太后以此讥讽儒学低贱。 盛怒之下，窦太后命人将辕固生扔进兽圈，令其徒手与野猪搏斗。幸得景帝暗中赐一柄利剑，辕固生才一剑刺死野猪，侥幸逃得一命，免于横死。 此事传遍朝野，众博士看在眼里，惧在心上，人人自危，朝不保夕，哪里还敢弘扬儒业、议论国是？不少人纷纷找借口辞官避祸： -辕固生外调清河太守，远离中枢 -韩婴出任常山太傅，避居地方 -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，告老归家，讲学乡里，不问朝政 在这一片压抑、惨淡、人人自保的氛围中，唯有一人，默默蛰伏，静观时变，深藏不露。 此人，便是广川人董仲舒。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时期，自幼苦读经书，博览百家，尤精《春秋》，被立为博士。然时运不济，儒学不兴，他深知时机未到，深自韬晦，闭门读书，讲学授徒，不慕名利，不入政权中枢，只待风云际会，一飞冲天。 《春秋》一书，本是孔子依据鲁国旧史删改修撰的一部政治史书。 孔子晚年，周游列国，道不行于世，遂退而修《春秋》，以褒贬笔法，寄托政治理想，明是非，辨善恶，定秩序，为万世立法。为避免当世迫害，孔子行文极为隐晦，微言大义，只口授弟子，不笔之于书。 孔子去世后，弟子各以所闻，辗转传授，逐渐形成不同家法。至汉代，《春秋》分为五家： -《公羊传》 -《谷梁传》 -《左氏传》 -《邹氏》 -《夹氏》 五家之中，邹氏无师徒传承，夹氏未有成书，《左氏》藏于皇家秘府，不示外人。唯有**《公羊》《谷梁》**二传，文美义富，流传最广，最先大行于天下。 而《公羊传》最终能压倒各家，成为汉代官方显学，全赖胡毋生与董仲舒两大宗师鼎力弘扬。 胡毋生，字子都，齐人，年长于董仲舒，是汉代最早传《公羊春秋》的大师，也是第一个将公羊师说著于竹帛、整理成文的经师。 董仲舒与胡毋生，同治一经，各有专攻： -胡毋生偏于说经、注经、总结义例，集大成于典籍，是纯粹的经师； -董仲舒长于论事、致用、结合时政，引《春秋》断狱，以经书议政，将经典与现实政治熔于一炉，是治国鸿儒。 二人同为公羊学奠基人，相得益彰，因此在景帝年间，双双被任命为博士，名重一时。 这一日，董仲舒于家中静室，焚香净手，顶礼膜拜孔子圣像。 正礼拜间，壁上悬挂的孔子画像，忽然毫光大放，瑞彩千条，金光遍室。董仲舒又惊又喜，急忙伏倒于地，叩首道： “圣人在上，弟子董仲舒，拜见先贤！弟子有幸得见圣人显灵，不知圣人今日有感生灵涂炭、大道沉沦，有何吩咐？” 话音刚落，画像之中，一道白虹凌空飞落，落入董仲舒案头，随即毫光散尽，一室复归平静。 董仲舒惊魂未定，三跪九叩，起身一看，案上多了一卷彩光闪烁的帛书。捧起细读，竟是**《春秋》全篇精义详解**，一字一句，阐发微言大义，更有一段密授天机，言明天下大势将变，汉室将兴儒学，令他潜心修炼，静待明主，以天人三策安定天下。 董仲舒越读越是心惊，继而狂喜，浑身颤抖。 一卷读罢，帛书瞬间羽化，化为飞絮、光尘、清气，缓缓散逸，不留一丝痕迹，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。 董仲舒知道，这是圣人授记，天机降临。 第二日，董仲舒大开师门，广收弟子，登坛讲学，大讲《春秋》公羊之学，天下学子闻风而来，从学者数百人，英才辈出： -褚大，官至梁相 -嬴公，拜为谏大夫 -吕步舒，任丞相长史 -吾丘寿王，后官至光禄大夫侍中 皆为一时名臣。 与此同时，身在东宫、尚为太子的刘彘——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，也收到一卷来自燃灯古佛暗中传来的天谕密旨。刘彘聪慧过人，览毕默然，若有所思，将天机深藏心中，静待亲政之日。 文景两代，以黄老清静无法治天下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数十年间，国库充实，仓廪丰实，百姓富足，史称“文景之治”，西汉社会达到农业文明极盛之景。 然而，升平之下，暗流汹涌，危机四伏： -诸侯王国骄恣不法，尾大不掉，割据之势已成 -地方豪强坐大，鱼肉乡里，侵渔小民 -商业地主兼并土地，贫富悬殊 -外有匈奴频频寇边，杀掠人民，掳掠城池 正如史书所言： “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乂安，府库充实，而四夷未宾，制度多阙。” 表面天下太平，实则内忧外患，制度残缺，亟需一位大有为之君，挺身而出，大刀阔斧，改弦更张，结束无为放任，开创一代新风。 而景帝，只是一位守文之主，善守成而不善开创，能安民而不足定乱。文景之治，胜在“不折腾”，却无法在物质富足之上，重建礼乐、制度、纲常、思想。 景帝在位十六年驾崩，一代雄主汉武帝即位，次年改元建元。 这位少年天子，雄心勃勃，气吞山河，一上台便一改文景因循守旧、无所作为的旧格局，雷厉风行，推行新政。 建元元年，新年伊始，武帝便下诏： 令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二千石以上官员，大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，入京对策，问以天下治乱。 这次应举者百余人： -庄助为举首 -公孙弘以明《春秋》中选，拜为博士 -老儒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 凡学申不害、商鞅、韩非法家，苏秦、张仪纵横家者，一概罢黜，不予录用。 武帝之意，已明：弃黄老，黜百家，欲用儒。 然而，此时窦太皇太后尚在，她是文帝皇后、景帝之母、武帝祖母，黄老学说最后的、最顽固的堡垒，权倾朝野，憎恨儒学，菲薄五经。武帝即位，需事事奏请太后，一切大政，皆由太后裁决。 儒学刚一抬头，便遭雷霆打压。 同年，武帝任倾向儒学的魏其侯窦婴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为太尉，二人引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、王臧为郎中令。赵、王二人是经学大师申公弟子，力主修建明堂，以礼朝诸侯，恢复儒家礼制。武帝以“束帛加璧，安车蒲轮”的极高礼遇，将申公从山东迎入京师，商议礼乐制度。 一时间，儒风大盛，仿佛儒运当兴。 赵绾一时意气，竟奏请武帝： “今后朝中大事，不必再奏请太皇太后。” 欲一举夺过政权，全面推行儒术。 消息传到窦太后耳中，太后雷霆大怒，暗中派人调查赵绾、王臧，罗织贪赃罪名，当面责问武帝。武帝迫于压力，只得将二人下狱，迫令自杀谢罪。窦婴、田蚡亦被免职，闭门反省。申公以老病为由，仓皇归乡。明堂之事，不了了之。 整个建元年间，儒学都在压抑、艰难、危险中挣扎。 直到建元六年五月，转机终于到来。 窦太后驾崩。 黄老之学最后的、最坚固的堡垒，轰然倒塌。 同月，武安侯田蚡再度出任丞相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风向彻底逆转。史书记载： “及窦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绌黄老、刑名、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。” 黄老、刑名、百家之言，一概罢斥，朝廷重用儒生数百人。 公孙弘以平民身份，专攻《春秋》，一跃成为天子三公，封平津侯。 天下学士，见封侯之赏在前，纷纷靡然向风，弃道从儒，弃法归儒，举国文风，一夜大变。 儒学复兴的春天，真正到来。 元光元年，汉武帝再下明诏，令郡国举孝廉，策贤良，广求天下奇才，以定国安邦。 董仲舒以贤良身份，入京对策。 武帝连问三策，核心只有一个： 天人关系，治乱兴衰，天命所在，长治久安。 董仲舒连答三章，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，逻辑严密，气势磅礴，史称——《天人三策》。 在对策中，董仲舒以《春秋公羊传》为根基，援道入儒，融合阴阳五行之说，构建了一套全新、庞大、严密、完全符合汉武帝政治需要的儒学体系： -既有儒家三纲五常、仁义礼智信，安顿人心、稳定伦理 -又有道家天地、阴阳、四时，解释宇宙，顺应天道 -既有儒家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大一统，有为进取，强化君权 -又有道家以无为为道，以不私为宝，君心垂拱，驾驭臣下 这套体系，外儒内道，阳儒阴法，上合天道，下应民心，正中武帝下怀，令武帝心醉神迷，叹为观止。 对策最后，董仲舒掷地有声，提出千古定论： 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” 一言以蔽之： 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 汉武帝览奏，龙颜大悦，当即准奏，颁行天下。 自此，儒学正式超越诸子百家，超越黄老道法，成为大汉官方唯一正统哲学，并在此后两千多年，稳居中国思想正统地位。 儒学，真正大兴。 时机一到，董仲舒又暗中秉承燃灯古佛法旨，向汉武帝进言： 儒门以教化为本，戒尺，乃师道尊严、教化万民、匡正君心、规范学子之象征，请陛下下诏，令天下儒生、学府、书院、私塾，皆以戒尺为必用之物。 上可持戒尺以正君心、谏君王； 下可执戒尺以教子弟、化万民。 武帝欣然准奏。 从此，戒尺遍行天下，入学府，入私塾，入家庭，成为儒门象征、师道象征、教化象征，与儒门气运紧紧相连。 而这柄戒尺，正是当年燃灯古佛在造化鼎中，亲炼而成的丹心尺在人间的化身。 儒门有丹心尺镇气运，有汉武帝定国策，有董仲舒立教义，三管齐下，终于完成了从诸子百家之一，到唯一官方正统的惊天一跃。 东海造化岛，问道宫内。 燃灯古佛静坐莲台，望着东方人间气运，微微一笑。 儒门已定，庙堂已清。 下一步，便是静待岁月流转，因缘成熟，开启那场横贯万古、震动洪荒的—— 佛法东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