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峥在刑侦支队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三分钟。 三分钟里他拨了三次夏晚星的电话。 三次都是忙音。 不是关机，不是无人接听，是忙音——占线。 他把手机攥进掌心，指节抵着冰凉的金属边框。 那两张照片还在档案袋里。他取出来的时候拆了封口，放回去的时候把封口折了一角。不是什么刻意的记号，只是他需要确认——这个档案袋曾经被人打开过，寄出前又重新封好。 寄件人知道陈默不会拆。 寄件人等的就是他把档案袋交到陆峥手里那一刻。 陆峥把车发动起来，没有开暖风。 十一月的江风从半敞的车窗灌进来，把他后颈的汗吹成冰凉的薄膜。 他又拨了一次夏晚星的电话。 还是忙音。 他挂断，拨了另一个号码。 老鬼接电话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三拍。 “她今天请了假。”老鬼说，声音隔着听筒听不出情绪，“早上六点给我发的消息，说家里有事。” “什么家里？” 老鬼沉默了两秒。 “她没说。” 陆峥挂断电话。 他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。 车开出刑侦支队停车场时，后视镜里映出三楼那扇窗户。 陈默还站在窗边。 隔着六十米，隔着挡风玻璃上薄薄的灰，陆峥看不清他的脸。 只看见他垂在身侧的手。 很直。 像那年梧桐树下，他把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时，那只伸出来的手。 夏晚星的公寓在城东翡翠湾。 陆峥没有她家的钥匙，甚至没有问过她具体住几栋几号。他只送她回过两次家，两次都停在小区门口。 第一次是她说“就到这吧”，第二次是她没说话，他也没问。 他只知道门禁密码是她生日倒序。 他试了一次。 门开了。 公寓里没有人。 玄关灯亮着，是那种带感应的、人走三分钟后自动熄灭的灯。鞋柜上摆着一只半满的马克杯，杯沿有淡淡的口红印，液体表面凝了一层细密的茶渍——她离开至少两个小时了。 陆峥站在玄关。 他没有往里走。 他只是看着那杯凉透的茶。 然后他转身。 把门带上。 他找到夏晚星的时候，她在城西榕荫路。 这条路在江城地图上已经快要被抹掉了。两侧的法国梧桐是五十年前栽的，如今树冠交缠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绿廊，把日光筛成细碎的金箔。树后是成片的老式居民楼，外墙的马赛克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。 夏晚星站在其中一栋楼下。 她穿着那件浅灰羊绒大衣——陆峥认得这件大衣，去年年会她穿过一次，散场时落了雨，他把自己那把黑伞撑在她头顶，把她送到出租车上。她弯腰钻进车厢时，大衣下摆蹭到了车门边框。 他当时想说“脏了”。 但他没说。 此刻那件大衣下摆还留着那道浅浅的灰印。 她没有洗。 陆峥把车停在二十米外。 他没有下车。 隔着挡风玻璃，他看着夏晚星站在那栋老楼下。 她仰着头。 望着三楼某一扇窗户。 窗户紧闭，窗帘也拉着，是那种八十年代流行的的确良布，洗过太多次，已经褪成介于米白与浅灰之间的、无法命名的颜色。 她看了很久。 久到陆峥数完了这栋楼外墙的马赛克有几排。 三十七排。 每排二十三块。 有两块脱落了。 还有一块只剩半截。 她忽然动了。 不是上楼。 是低下头。 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只手机。 贴在耳边。 陆峥的手机在这时亮了起来。 屏幕上跳动着的，是她今天早上七点零三分拨给他、他没有接到的那通来电的同一个号码。 他接起来。 “我在你身后。”他说。 夏晚星的背影僵了一瞬。 然后她转过身。 隔着二十米，隔着挡风玻璃上薄薄的灰，隔着1992年她父亲“牺牲”前最后一次抱她时穿的黑色风衣、2017年她第一次见到陆峥时他手里握着的那杯已经凉透的茶、此刻他们之间这二十米初冬的冷空气—— 她看着他。 陆峥推开车门。 他走到她面前。 “这是哪？”他问。 夏晚星没有回答。 她只是侧过身。 让出那栋楼灰扑扑的单元门。 门禁是坏的，锁舌歪斜着卡在槽里，用力一推就能开。 楼道里很暗。 陆峥跟在她身后，一级一级往上走。 声控灯在他脚下亮起，一盏接一盏，照出扶手上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尘、墙壁上用圆珠笔画的小人、还有某层转角处用透明胶带粘着的一张发黄的便签——“302王，快递放门口”。 三楼。 302室。 夏晚星站在那扇褪色的木门前。 她没有敲门。 她从大衣内袋取出一把钥匙。 钥匙是旧的，铜面已经氧化成暗沉的褐色，齿口磨损得很厉害——是一把用了很多年、又在某只抽屉里躺了很多年的钥匙。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。 转了一圈。 门开了。 屋里的空气是封存多年的、没有人呼吸过的气息。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，在木地板上切出三道细长的金线。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，像深海里从不靠岸的浮游生物。 夏晚星走进去。 她在那三道金线的边缘站定。 陆峥看见她的侧脸。 没有哭。 甚至没有红眼眶。 她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这间没有人住了二十二年的屋子，像看一个阔别太久、已经不知该如何开口问候的人。 “我爸，”她开口，“1992年3月17日离开的。” 她的声音很平。 “那天早上他出门前，我拽着他的风衣下摆，不让他走。他蹲下来抱了我一下，说晚星乖，爸爸出差几天就回来。” 她顿了顿。 “他没有回来。” 陆峥没有说话。 “第二年清明节，我妈带我来这里收拾遗物。”她说，“她说这是单位的周转房，爸爸不在了，我们要搬去外婆家住。” 她低下头。 “我趁她不注意，把这把钥匙藏进了口袋里。” 她把钥匙摊在掌心。 铜面氧化得很均匀，像一枚在深海里躺了二十二年的沉船遗物。 “二十二年来，”她说，“我没有来过。” “不是不想。” “是不敢。” 她抬起头。 望着那三道金线里浮动的尘埃。 “我怕这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 “也怕这里还有。” 陆峥走到她身侧。 他没有问“那为什么是今天”。 他只是从她掌心取过那枚钥匙。 替她收进自己的大衣内袋。 和父亲那页发黄的档案放在一起。 夏晚星看着他。 “你不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？” 陆峥说：“你想说的时候会说。” 夏晚星沉默了一会儿。 然后她开口。 “1987年11月19日。” 她说。 “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坠楼身亡。”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。 “他死前一天晚上，”夏晚星说，“有人去过他家。” 她看着陆峥。 “那个人戴着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” “他站在楼道里和陈兆年说话。” “他只说了一句话。” 她顿了顿。 “他说：陈科长，你儿子很聪明。” 陆峥没有说话。 夏晚星的声音仍然很平。 “这句话，”她说，“1987年11月18日夜里，有两个人听见了。” “一个是陈兆年的儿子陈默。” “另一个是陈兆年的妻子。” 她顿了顿。 “那个妻子当时已经怀孕四个月。” “陈兆年死后的第三个月，她生下一个女儿。” “女儿随母姓。” 陆峥看着她。 日光从窗帘缝隙里移过来。 落在那张二十二年来没有人住过的屋子里。 落在三道金线中最小、最细、最靠近窗边的那一道里。 夏晚星站在那里。 像一枚钥匙。 在深海里躺了二十二年。 终于被一双手捧起来。 “我妈叫夏蕴。”她说。 “1987年11月19日早上六点，有人来敲她的门，告诉她丈夫跳楼了。” “她没有哭。” “她只是抱着刚满六岁的陈默，在客厅坐了一整天。” “第二天她收拾行李，带着陈默离开了柳林街。” “她没有带走陈兆年的任何一张照片。” “也没有告诉任何人——她怀孕了。” 陆峥开口。 “为什么？” 夏晚星看着那三道金线。 “因为那个戴鸭舌帽的人，”她说，“在陈兆年死后第三天，给她打过一个电话。” 她的声音很轻。 “他说：嫂子，陈科长的事我也很难过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对你、对孩子都好。” 她顿了顿。 “他说：你还年轻，可以重新开始。” “他说：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” 陆峥的瞳孔倏然收紧。 “她考虑了一天一夜。”夏晚星说。 “第二天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。” “她把陈默送到外婆家寄养，独自搬到城西榕荫路这间老房子里，从怀孕到生产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。” “1988年6月3日，她在江城第三人民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。” “她给女儿取名叫晚星。” “陈兆年生前说过，她名字里那个“蕴”字太沉了，以后要是有女儿，就叫晚星——晚上能看见的最亮的那颗。” 她顿了顿。 “不是启明星。” “是长庚星。” 陆峥知道。 启明星在黎明前升起。 长庚星在黄昏后点亮。 一个送别黑暗。 一个迎接黑暗。 “她带着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五年。”夏晚星说。 “1993年，她把我送到外婆家，自己去南方打工。她说是为了挣钱供我念书。” “我信了。” “二十二年来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她寄来的钱和生活费。她从来不给我打电话，也不回外婆家过年。” “我给她写信，她不回。我给她寄照片，她不回。我考上大学那年给她寄录取通知书，她还是没有回。” “我以为她恨我。”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。 “我以为她觉得是我害死了我爸——如果不是怀着我，她不会离开江城、不会把我送到外婆家、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二十二年。” 她低下头。 “我恨了她二十二年。” 陆峥没有说话。 他把手伸进大衣内袋。 取出陈默给他的那只档案袋。 从里面抽出第二张照片。 递给她。 夏晚星接过来。 那是2023年9月17日拍摄的彩色照片。 银发的老妇人。 深灰色开衫。 站在一座老旧居民楼下。 她没有看镜头。 她在看楼上某一扇窗户。 夏晚星看着那张照片。 很久。 “这是哪？”她问。 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玻璃。 陆峥翻转照片。 露出背面那行蓝色圆珠笔写的字。 “陈科长，你儿子很聪明。” “但你不知道你妻子也怀孕了。” “她叫夏晚星。” 夏晚星握着照片的手指蜷起来。 指节泛白。 “这是——” “她写的。”陆峥说。 他顿了顿。 “寄照片的人，是她。” 日光又移了一寸。 三道金线里最长、最亮的那一道，此刻落在夏晚星摊开的掌心上。 照片背面那行字在光里泛着极淡的蓝。 像1987年11月18日夜里，某扇没有拉严窗帘的窗户里漏出的一线灯光。 有人站在那扇窗边。 看着楼下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进单元门。 看着自己的丈夫打开门迎接那个男人。 听着那句改变了她一生的话。 然后她转身。 把刚满六岁的儿子抱进卧室。 轻轻关上门。 夏晚星把照片贴在心口。 隔着羊绒大衣。 隔着二十二年没有说出口的想念。 隔着母亲二十二年不敢回家、怕连累女儿也卷入那场三十七年前的阴谋—— 她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。 “她在哪？”她问。 陆峥看着她。 “榕荫路38号。”他说。 “你在楼下看的那扇窗户。” 夏晚星的眼眶终于红了。 不是泪。 是光。 她们重逢在楼下单元门口。 陆峥没有跟下去。 他站在302室的窗边。 隔着洗到褪色的的确良窗帘，看着夏晚星穿过二十米初冬的冷空气，走向那个站在单元门口的老妇人。 老妇人穿着照片里那件深灰色开衫。 头发比照片里更白了一些。 她站在那里。 望着自己的女儿。 二十二年。 八千零三十七天。 她每个月寄出一封信，从来没有收到回信。 她每个月去邮局领一笔汇款，从来没有签收人的留言。 她每年除夕站在榕荫路38号楼下的法国梧桐边，望着302室黑着的窗户，站到新年钟声响尽。 她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女儿了。 她以为女儿恨她。 她以为那通1987年11月21日的电话是她欠这个家一辈子还不清的债。 可是女儿来了。 站在她面前。 穿着她寄钱买的那件浅灰羊绒大衣。 下摆蹭了一道浅浅的灰印。 没有洗。 夏晚星站在那里。 隔着三步。 隔着二十二年。 隔着那句她十五岁那年写在日记本扉页、又用涂改液涂了三遍的—— “妈，你回来吧。” 老妇人看着她。 嘴唇动了动。 没有声音。 夏晚星向前走了一步。 又走了一步。 第三步。 她伸出手。 握住了母亲的手。 那双握了二十二年笔、二十年针线、八千零三十七天没有握过女儿的手。 很瘦。 很凉。 骨节粗砺。 虎口有茧。 是1988年6月3日凌晨，在江城第三人民医院产房里，把这枚六斤二两的婴儿抱进怀里的手。 老妇人低下头。 把女儿的手拢进自己掌心。 很轻。 像那年她在产房里抱起婴儿时，怕弄疼她。 “晚星。” 她的声音很轻。 轻得像1987年11月19日早上六点，有人来敲门告诉她丈夫跳楼了。 她没有哭。 她只是抱着刚满六岁的儿子，在客厅坐了一整天。 第二天她离开柳林街时，把这辈子所有的眼泪都咽进了肚子里。 二十二年。 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哭了。 此刻她站在榕荫路38号楼下。 握着自己女儿的手。 叫她二十二年来只能在汇款单附言栏里写的那个名字。 晚星。 夏晚星没有哭。 她只是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。 “妈。” 她说。 “我们回家。” 老妇人摇头。 “那不是我的家。”她说。 她抬起头。 望着302室那扇褪色的木门。 “那是你爸留给我们的家。” “我没有守好它。” 她顿了顿。 “二十二年来，我只敢在楼下站着。” “不敢上去。” 夏晚星从陆峥手里接过那枚钥匙。 铜面已经被他的体温焐暖。 她把钥匙放进母亲掌心。 “现在可以了。”她说。 老妇人握着那枚钥匙。 1988年她离开这间屋子时，把钥匙留在门垫下面。 她以为会有人来收。 没有人来。 1993年她送女儿去外婆家时，把这枚钥匙装进贴身衣袋。 她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打开这扇门。 可是女儿找到了它。 在二十二年前藏钥匙的那只抽屉最深处。 在母亲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里。 老妇人把钥匙插进锁孔。 转了一圈。 门开了。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涌进来。 三道金线。 二十二年前她最后一次关上这扇门时，它们就在那里。 二十二年后她推开这扇门，它们还在那里。 像从没有离开过。 她走进去。 站在屋子中央。 望着墙上那枚钉了三十六年的钉子。 钉子还在。 上面挂过的东西不在了。 那是陈兆年生前唯一一张单人照。 1987年11月19日早上六点，有人来敲门告诉她丈夫跳楼了。 她冲出门。 忘记带走那张照片。 等她从殡仪馆回来，照片已经不见了。 她找了一夜。 第二天她离开柳林街时，把它留给了这间空屋子的记忆。 此刻她站在这里。 望着那枚空荡荡的钉子。 三十六年前陈兆年用榔头把它敲进墙里，说：蕴，这张照片挂这里，你一进门就能看见我。 她没有看见他。 但她看见了他的女儿。 站在她身后。 穿着她寄钱买的那件浅灰羊绒大衣。 眼眶红红的。 没有哭。 和她一样。 老妇人转过身。 她看着陆峥。 那个站在门边、没有走进来的年轻人。 她把女儿的手交到他手里。 “谢谢你。”她说。 陆峥没有说不用谢。 他只是在接过那只手时，把另一只手覆在上面。 很轻。 像1984年3月12日，柳林街口。 一个七岁男孩站在人行道边缘。 看着自己的父亲被一辆失控的卡车撞出去十二米。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遇见谁。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保护谁。 他不知道自己会站在这里。 握着这个女孩的手。 她的父亲1987年从六号楼天台坠落。 他的父亲1984年倒在柳林街口。 他们死在同一个组织、同一张网、同一场延续了三十七年的阴谋里。 他们的女儿和儿子。 站在1987年那间空屋子的门口。 日光从窗帘缝隙里移过来。 落在他们交握的手上。 窗外。 江城十一月的天终于放晴了。 （第0112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