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峥在档案馆待了四天才把老鬼要的材料找齐。 不是材料太多。 是他在躲。 四天里他只在每天凌晨回一趟临时住处换洗，其余时间把自己埋在二楼东南角那间恒温恒湿的特藏室里。老鬼给他配了一把钥匙，没问他要找什么，也没问他什么时候还。 陆峥知道自己应该专注。 “深海”计划的安保方案还差最后三套应急预案没有敲定。沈知言实验室的防火墙在四十八小时前刚刚抵御过一次DDoS攻击，马旭东熬了两个通宵，黑眼圈重得像是被人揍了两拳。夏晚星那边的反馈也不乐观——她跟踪的那条商业往来线索，在高天阳的账户里兜了三圈，最后指向一家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。 所有人都很忙。 只有他把自己关在落满灰尘的特藏室里，一页一页翻那些发黄的卷宗。 卷宗是1987年的江城工业局人事档案。 他父亲的。 陆铮。 这页纸他三天前就找到了。 薄薄一页半，手写体蓝黑墨水，钢笔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。父亲那年三十二岁，从南京调任江城工业局技术科副科长，专业特长栏填着“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设备维护”，家庭住址栏填着“江城西城区柳林街17号院家属楼3单元402室”。 那是陆峥出生前一年。 也是他父亲“因公殉职”前四年。 陆峥把这页档案复印了一份，原件归还原位。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这些。 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六岁。 六岁的孩子能记住什么？记住母亲在殡仪馆哭到晕厥，记住院子里的大人们用那种“这孩子真可怜”的眼神看他，记住父亲单位送来的抚恤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，母亲数了三遍，然后把它锁进五斗橱最深的抽屉，再也没打开过。 他没记住父亲的脸。 家里甚至没有一张父亲的单人照片。唯一一张全家福在他八岁那年搬家时弄丢了，母亲找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眶说丢了就丢了，以后别找了。 他后来真的没找。 直到老鬼说：“夏明远可能没死。” 直到他接过“深海”计划的安保任务，第一次踏进江城。 这座城市认得他。 他离开时六岁，回来时三十四岁。二十八年足够把柳林街17号院拆成商业综合体，足够把母亲头上的黑发染成灰白，足够把一个人对父亲的记忆磨成一页薄薄的档案。 但不够让他不想起。 陆峥把复印页折成小方块，塞进记者证的内夹层。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。 特藏室没有窗户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坐了多久。腕表指针指向九点十七分——他错过了和夏晚星约好的电话时间。 手机屏幕亮着三通未接来电。 他按灭屏幕。 把钥匙还给老鬼时，老鬼正在一楼阅览室整理当天归还的旧报纸。他戴着那副老花镜，镜片后的眼睛从镜框上方看过来，没有问他这四天找到了什么。 只说：“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 陆峥说：“好。” 他走出档案馆大门。 江城十一月的夜风灌进领口，带着长江边特有的、湿漉漉的冷。 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。 刚吸第一口，手机震了。 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号码。 他接起来。 对面沉默了三秒。 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。 “陆峥。” 不是问句。 陆峥把烟按灭在垃圾桶顶端的烟灰缸里。 “你谁？”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儿。 “柳林街17号院。”那个声音说。 “家属楼3单元402室。” 陆峥的手指顿住。 那是他二十八年没有对人说过的地址。 “……陈默？” 电话那头没有否认。 “明天下午三点，”陈默说，“江城刑侦支队，我办公室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你一个人来。” 电话挂断。 陆峥站在档案馆门口，握着那枚按灭的半截烟蒂。 他忽然想起六岁那年的夏天。 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，树干上刻着两个人用铅笔刀划下的名字。 左边是“陆峥”，笔画歪歪扭扭，是他刚学会写自己名字那年刻的。 右边是“陈默”，刻得比他深，也比他工整。 他已经忘了那些字后来怎么样了。 就像他忘了柳林街17号院后来被拆成了什么样子。 第二天下午两点四十五分，陆峥把车停在江城市刑侦支队对面的临时车位上。 他没急着下车。 隔着挡风玻璃，他看着那栋十二层的灰白色建筑。 他在心里演练过很多种和陈默重逢的场景。 会议室。审讯室。某个命案现场的警戒线外。或者干脆是在街头擦肩而过，他需要靠警服辨认，陈默需要靠他主动开口。 他没有演练过陈默给他打电话。 用那种他八岁之后就没听过的、压着什么东西的声音。 “柳林街17号院。家属楼3单元402室。” 不是套话。 不是陷阱。 是陈默在告诉他：我知道你是谁。 也记得你是谁。 三点整。 陆峥推开刑侦支队三楼副支队长办公室的门。 陈默站在窗边。 他比陆峥记忆里高了很多，宽了很多，肩膀把警服撑出坚硬的轮廓。侧脸对着门，下颌线条像那年梧桐树干上刻的名字一样，很深，很硬。 他听见开门声，没有回头。 “陆峥。” 还是昨晚电话里那个声音。 没有“好久不见”。 没有“你这些年去哪了”。 只是像二十八年前他们还在柳林街17号院的梧桐树下，他喊一声，另一个回头。 陆峥在他身后三步的位置站定。 “刑侦支队副支队长，”他说，“比我预想的高。” 陈默终于转过身。 陆峥看清了他的脸。 二十八年前那个瘦得脱相、跟在自己身后捡玻璃弹珠的小男孩，如今眼角有了细纹，眉骨上多了一道旧疤，嘴唇抿成一条不苟言笑的直线。 只有那双眼睛没变。 黑得很深。 像梧桐树下被他们用铅笔刀划过的那块树皮，雨水浸进去，怎么晒都晒不干。 “坐。”陈默说。 他自己没有坐。 他走到办公桌前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陆峥面前。 陆峥没有动。 “这是什么？” 陈默没有回答。 他绕过办公桌，在陆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 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案卷的桌子。 二十八年后第一次面对面。 “我爸死了。”陈默说。 陆峥的瞳孔微微收紧。 “……什么时候？” “1987年11月19日。” 陈默的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归档三年的结案报告。 “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，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，接受组织审查期间，于1987年11月19日凌晨，从工业局家属楼6号楼天台坠落身亡。结论是畏罪自杀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那一年我七岁。” 陆峥沉默。 1987年。 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。 “你爸……”陈默看着他，“他叫陆铮。” 不是问句。 “1984年3月12日，江城西城区柳林街与建设路交叉口，一辆失控的卡车冲上人行道。陆铮推开了一个七岁的男孩，自己被撞出去十二米。” 他的声音仍然很平。 “那个七岁男孩是我。” 陆峥没有说话。 二十八年。 没有人告诉过他父亲是怎么死的。 母亲只说“因公殉职”，单位只说“意外事故”，抚恤金发了、追悼会办了、骨灰盒葬进了城西烈士陵园。 没有人说那辆卡车是怎么失控的。 没有人说父亲推开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。 他曾经想过，那个孩子应该和他同岁，应该也在某个院子里长大，应该也念书、工作、成家。 他唯独没有想过—— 那个孩子叫陈默。 “你一直知道。”陆峥说。 陈默没有否认。 “我知道救我的那个人叫陆铮，”他说，“知道他有个六岁的儿子叫陆峥，住在柳林街17号院3单元402室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我不知道他儿子后来去了哪里。” 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搁在桌面上的手。 那双手很大，骨节粗砺，虎口有老茧——是常年握枪和卷宗磨出来的。 “1987年我爸死了以后，我妈带我搬离了柳林街。她改嫁了，继父姓陈，我就跟着姓了陈。” 他的声音低下去。 “她把我爸所有的照片都烧了，不让我提过去的事，不让我回柳林街，不让我打听任何人。” “她说，忘记才能活下去。” 陆峥看着他。 陈默没有抬头。 “我记了二十八年。”他说。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绕过办公桌。 走到陆峥面前。 一米七八的男人。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。 警服上的肩章、胸徽、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。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。 像一个七岁男孩。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。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。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。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，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。 他蹲下来。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。 嘴唇动了动。 没有声音。 他凑近去听。 那个叔叔说—— “小峥……”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。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。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。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。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。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。 抬得很慢。 像那年梧桐树下，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，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。 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 那只手悬在半空。 没有落下。 陆峥看着他。 二十八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男孩，如今比他高小半个头，肩膀宽得像一堵墙。 但那双手没有变。 虎口有茧，掌心有薄汗。 像那年把玻璃弹珠塞进他手里时一样。 陆峥伸出手。 握住了。 陈默的肩胛骨在他掌心下轻轻震了一下。 只有一下。 然后那堵墙慢慢卸下力道。 窗外的天阴了一整天，此刻终于漏下一线薄薄的日光。 斜照进来，落在办公桌上那堆案卷的塑料封皮上，反出细碎的白。 陈默抽回手。 他转身走回窗边，背对着陆峥。 “我爸不是自杀。”他说。 陆峥看着他的背影。 “1987年11月18日晚上，有人来过我家。” 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陈述一条不需要佐证的事实。 “我妈不记得了。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有人来通知，说我爸跳楼了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但我记得。” “那天晚上下了雨，那个人没有打伞，站在楼道里和我爸说话。他戴着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我看不见他的脸。” “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。” 陈默转过身。 他看着陆峥。 “他说：陈科长，你儿子很聪明。”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。 “第二天凌晨，”陈默说，“我爸从六号楼天台跳下去了。” 办公室里静了很久。 日光从窗边斜过来，把那道二十八年前的旧疤映成淡金色。 陈默没有再说话。 陆峥也没有。 他们隔着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。 隔着1987年11月18日那夜谁也没有看清的脸。 隔着柳林街17号院梧桐树下，两个男孩用铅笔刀刻在树干上的名字—— 左边是陆峥。 右边是陈默。 那些字后来被拆掉了。 它们和整条柳林街一起，变成2003年城市规划档案里的一行备注：“已拆迁，原址改建商业综合体。” 但它们没有被忘记。 陈默记得。 陆峥也记得。 “那个人，”陆峥开口，“你后来见过吗？” 陈默没有回答。 他从窗边走过来，重新坐回办公桌后。 拉开右手边第三个抽屉。 取出一只档案袋。 封口是新的，没有拆过。 他把档案袋放在陆峥面前。 “三个月前，”他说，“有人把它寄到刑侦支队。” 陆峥看着那只档案袋。 封面上没有寄件人地址。 只有一行打印体字： “陈兆年案·补充证据”。 “我没有拆。”陈默说。 他顿了顿。 “我在等你来。” 陆峥拿起档案袋。 封口处贴着的透明胶带在日光下泛着细密的折光。 他用指甲划开封口。 取出里面的东西。 是两张照片。 第一张是黑白照，边角泛黄，拍摄年代至少在三十年以前。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。 男人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藏青色中山装，面容清瘦，眉眼间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沉静。 女人梳两条辫子，穿碎花衬衫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 男人的脸陆峥认识。 那是他父亲陆铮。 二十八年前殉职的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。 女人的脸他不认识。 不是他母亲。 第二张是彩色照，拍摄时间标注在背面——2023年9月17日。 三个月前。 照片上是一个老年妇人。 银发，瘦削，穿深灰色开衫，站在一座老旧的居民楼下。 她没有看镜头。 她在看楼上某一扇窗户。 陆峥翻转照片。 背面有一行手写字迹。 蓝色圆珠笔。 笔迹很老。 像握笔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字。 “陈科长，你儿子很聪明。” “但你不知道你妻子也怀孕了。” “她叫夏晚星。” 陆峥的手指停在照片边缘。 日光从窗边一寸一寸挪过来。 落在那行蓝黑色的字迹上。 像1987年11月18日那夜的雨。 淋湿了那个戴鸭舌帽的***在楼道里说出的第一句话。 也淋湿了二十八年后，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里，两个柳林街男孩重逢时，谁都没有说出口的—— 故人归处。 窗外，江城十一月的天终于放晴了。 很薄的一层光。 把陈默眉骨上那道旧疤映成淡金色。 他没有问陆峥在看什么。 他只是在陆峥起身离开时，对着那扇已经关上的门。 很轻地说： “她很像你。” （第0111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