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拜三早上，石齐宗正在办公室里刮胡子。突然，电话铃响了。 他一个手拿着剃须刀，另一个手抓起了话筒：“喂？” 那边没有出声。 “谁呀？说话。”石齐宗不耐烦了，剃须刀悬在了半空。 “石……石处长吗？”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喘气声，“我是周福海。” 石齐宗手里的剃须刀“啪嗒”一声掉在洗手池边上。 周福海？ 这名字他太熟了。三个月前，余则成带着人抓捕刘耀祖的那天，这小子趁乱翻墙跑了，站里发了通缉令，到现在都没抓着。现在居然敢给他办公室打电话。 “周福海？”石齐宗声音沉下来，另一只手按在洗手池边沿，“你在哪儿？” “我……我在高雄。”周福海声音抖得厉害，“石处长，我想见您一面。” “见我？”石齐宗冷笑，眼睛扫了扫办公室门，关着的，外面走廊静悄悄的，“周福海，你是通缉犯，我是行动处处长。你觉得我能跟你见面吗？” “石处长，您听我把话说完！”周福海急了，声音大了点，又赶紧压下去，“刘处长……刘处长死得冤啊！他根本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灭口害死的！” 石齐宗眼皮眨了眨。 他走到窗边，掀开百叶窗一条缝往外看。院子里，余则成那辆黑色福特刚停稳，司机正下车开门。余则成低头从车里出来，站直了身子，整理了一下中山装下摆，抬起头时脸上依然带着惯常那种温和的笑。 石齐宗放下百叶窗，转回身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周福海，你说这话，得有证据。刘耀祖是急性心梗死的，看守所所医出的报告我都看过。” “报告是假的！”周福海几乎是在低吼，“石处长，刘处长查余副站长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他……他让我保管的东西，我还留着。您要是想知道刘处长到底怎么死的，就过来一趟。” 石齐宗没马上接话。 他走回办公桌后坐下，从烟盒里抖出一支烟，叼在嘴里，没点。脑子里飞快转着。 刘耀祖死在看守所，说是突发疾病。可站里私下都在传，说刘耀祖死前正查余则成呢，后来伪造手今，私自搜查同僚的家，自首后被判了，押到澎湖看守所没两天就死了。 太巧了。 现在周福海冒出来，说有证据。 去，还是不去？ “周福海，”石齐宗把烟拿下来，在手指间捻着，“你凭什么让我信你？万一这是个套呢？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只能听见粗重的呼吸声。 “石处长，”周福海再开口时，声音带着哽咽，“我跟了刘处长八年。他没死之前就跟我说……说要是那天他出事了，就把东西交给信得过的人。您现在坐在他那把椅子上，这事儿您不管，谁管？” 石齐宗盯着手里的烟。 烟纸被他捻得有点皱了。 “ 周福海报了个 “知道了。” 挂了电话，石齐宗坐在椅子里，盯着电话机看了半天。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，在办公桌上投下一道道光斑。 石齐宗突然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拉开门往外看了看。 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尽头文印室的门虚掩着，传来打字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 他关上门，反锁了，走回办公桌，抓起电话。 “总机，给我接台北警备司令部稽查队，找陈大彪队长。” 台北警备司令部稽查队那栋小楼，石齐宗以前来过两次。每次来都觉得憋屈，地方小，味儿还大。 陈大彪正在办公室里跟手下说话，看见石齐宗推门进来，愣了一下，赶紧站起来：“石处长！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事儿您打个电话，我过去不就得了！” 石齐宗摆摆手，示意那两个手下出去。 等门关上了，他才在陈大彪对面坐下，也没绕弯子：“陈队长，问你个事儿。” “您说您说。”陈大彪满脸堆笑，从抽屉里摸出包烟，抽出一支递过来。 石齐宗没接，盯着他：“刘耀祖死在你们看守所的时候，你在场吧？” 陈大彪递烟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垮下去。他把烟收回来，自己叼在嘴里，划了根火柴，手有点抖，划了两次才点着。 “在……在场。”他深吸了一口烟，“不过石处长，刘处长那是突发急病，我们……” “突发急病？”石齐宗打断他，“陈队长，刘耀祖进去之前，站里刚组织过体检，各项指标都正常。怎么一到你们澎湖看守所，就突发急病了？” “这……这我哪知道啊。”陈大彪额头开始冒汗，拿袖子抹了抹，“看守所条件差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犯人心里压力大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什么病都可能突发。石处长，这个真不怪我们看守所。” 石齐宗身子往前倾了倾，眼睛盯着陈大彪：“陈队长，刘耀祖死的那天晚上，具体什么情况？谁当班？谁发现的？医生什么时候到的？” 一连串问题砸过来，陈大彪手里的烟灰掉在裤子上，他都没发觉。 “石……石处长，”他咽了口唾沫，“这都过去一个多月了，我……我真记不太清了。那天晚上好像是老郭当班，对，是老郭。他发现的，然后叫了医生。医生赶过去的时候，刘处长已经……已经不行了。” “老郭全名叫什么？现在在哪儿？” “叫郭永祥，还在看守所呢。”陈大彪赶紧说，“石处长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他。” 石齐宗盯着陈大彪看了足足半分钟。 陈大彪眼神躲闪，不敢跟他对视，一个劲儿抽烟。 “行，”石齐宗站起来，“陈队长，今天我来找你的事儿，别跟任何人提。” “明白！明白！”陈大彪跟着站起来，送他到门口，“石处长您慢走。” 石齐宗走到院子里，没马上离开。他站在那儿点了根烟，回头看了一眼。 陈大彪办公室的窗户后面，百叶窗动了动。 有人在看。 礼拜四下午两点，石齐宗把车开到后院最角落。 这辆旧福特平时没人开，轮胎都缺气。他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油够，轮胎勉强能用，这才掀开帆布，钻进去。 钥匙拧了好几下，发动机才吭哧吭哧响起来。他挂上档，慢慢开出院子。 从台北到高雄，一路他绕了好几个弯，时不时看一眼后视镜。确认没人跟，才上了主路。 路上车不多，他开得不快。脑子里一遍遍过周福海那些话。 李涯的死，陈大彪的调动…… 单独看，可能都是巧合。 可凑在一起，就透着一股子邪乎。 下午四点，车到高雄港附近。 石齐宗把车停在半里地外的一条小街里，锁好，走路过去。 周福海约的那个仓库，在五号码头西边，早废弃了。 石齐宗手伸进裤兜，摸着枪柄，慢慢往里走。 脚步声在空旷的仓库区回响，啪嗒，啪嗒。 走到最里头那间仓库门口，他停下，左右看了看。 没人。 门虚掩着，里面黑洞洞的。 “周福海？”他压低声音喊了一句。 没回应。 石齐宗推开门。 仓库里堆着些破麻袋和木箱，空气里一股霉味。天窗透下几缕光，照出飞舞的灰尘。 没人。 石齐宗心里一紧，正要退出去，突然听见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 “石……石处长？”声音很小，从一堆麻袋后面传出来。 石齐宗拔出枪，对准那个方向：“出来。” 麻袋动了动，一个人从后面爬出来。 是周福海。 他比石齐宗印象里瘦了一大圈，脸上脏兮兮的，衣服破破烂烂，眼睛却亮得吓人。 “石处长，您……您真来了。”他爬起来，腿有点软，扶着麻袋才站稳。 “东西呢？”石齐宗没放下枪，眼睛扫视着仓库四周。 周福海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，递过来：“都在这儿。刘处长记的笔记。” 石齐宗接过纸包，没马上打开：“你说刘耀祖是让人害死的，有什么证据？” 周福海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：“刘处长进去前跟我说过，他查余副站长，查到了要紧的东西。他查到王翠平没死，在贵州带着孩子。还查了血型，王翠平是A型，余副站长体检那次验出来是B型，可他们那孩子是O型。” 石齐宗皱了皱眉：“这血型不对啊。A型和B型，怎么可能生出O型孩子？” “对啊！”周福海急急道，“所以刘处长怀疑，要么孩子不是余副站长的，要么余副站长的血型有问题，要么就是王翠平的血型有问题。可王翠平和孩子的血型，是刘处长让潜伏在贵州的人查回来的，错不了。那就只剩两种可能了。” “所以刘处长接着查血型？” “对。他怀疑余副站长的血样在体检时被人调包了。”周福海声音低下去，“石处长，您想想，这事儿多蹊跷。血型对不上，王翠平没死，余副站长在档案上却写她死了。这里面能没鬼吗？” 石齐宗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血型、假死、孩子……这些碎片确实可疑。 “还有，”周福海压低声音，凑近了些，“以前天津站的李涯死之前，也在查余副站长。还有看守所那个陈大彪，三个月前突然从澎湖调回台北，进稽查队，手续快得不正常。我怀疑是余副站长在背后使的劲。” 石齐宗盯着周福海：“这些事儿，刘耀祖跟别人说过吗？” “应该没有。”周福海摇头，“刘处长查得很小心，一点一点挖。他跟我说，余副站长这个人，水太深，他快摸到底了。他还说……” 他顿了顿，声音发颤：“他说，如果他出事了，一定是余副站长干的。让我把东西保管好，交给信得过的人。” 石齐宗把油纸包揣进怀里，又从兜里掏出卷钞票，塞给周福海：“这些你拿着，马上走。别在高雄待了。” 周福海拿着钱，眼圈红了：“石处长，您……您要小心。余副站长那个人……” “我知道。”石齐宗打断他，“你快走。” 从仓库出来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 石齐宗快步往外走，手一直揣在兜里，握着枪柄。走到停车那条小街，他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人，这才开车门钻进去。 晚上八点，车回到台北站后院。 石齐宗把车盖好，上楼进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拉上窗帘。 他坐在办公桌前，打开台灯，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。 里面是一沓纸，都是手写的笔记，字迹很工整，是刘耀祖的笔迹。 石齐宗拿起最上面一张，凑到灯下看。 第一张纸上记的是血型的事儿： “查王翠平（余则成原配）实未死，在贵州，带一子。托人查得王血型为A型。余则成体检血型为B型，然二人之子为O型。血型不符，疑点重大。”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“余体检血样或遭调换，须核实。” 第二张纸记的是李涯的事儿： “天津站李涯死前，曾多次调阅余则成在津档案。” 再往后翻，字迹潦草了些： “若继续深入，恐有危险。然职责所在，不能不查。” 最后一页，字迹歪歪扭扭： “已触及关键，须谨慎。天津旧事，关键所在。” 石齐宗放下笔记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 窗外的夜色很浓，远处传来几声狗叫。 石齐宗把刘耀祖的笔记重新包好，锁进保险柜最底层。钥匙拔出来，揣进贴身口袋里。 明天，他将顺着这些疑点查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