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家辉点头，“那就和阿鑫说说修改剧本。而且音乐上也要区分，蔡国维填词的那段，用最简单的民谣吉他伴奏，突出“业余感”。黄月萍续写的八小节，用钢琴，突出“专业感”。两个人的爱，就在这种“业余”与“专业”的对话里。” “好！” 黄沾一拍桌子，又想起什么，“对了阿鑫，大陆评委三位，你挑的人选涉不涉及敏感人士？” “谢晋、成荫、凌子风。” 赵鑫端着餐盘走过来，“谢晋刚凭《啊！摇篮》获百花奖，正筹备《天云山传奇》；凌子风代表延安电影传统，作品多次亮相国际；成荫作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，联结教育与实践。三人都经历过特殊时期，更懂得艺术独立的价值。” “可他们会愿意吗？”许鞍华问。 “我让许唯正教授去联系。” 赵鑫坐下，“谢导如果知道金像奖的宗旨，应该会感兴趣。毕竟，这是一个不看政治立场，只看艺术表达的舞台。” 下午两点，第二个意外来了。 不是电话，是人。 侯孝贤拎着个旧旅行袋，站在清水湾片场门口。 三十三岁的台湾导演。 瘦，黑。 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。 眼睛很亮，像一直在观察什么。 “赵先生？” 他普通话带闽南口音，“我是侯孝贤。李行导演让我来的。” 赵鑫迎上去：“侯导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们可以安排接机。” “不用麻烦。” 侯孝贤笑了笑，笑容有些腼腆，“我就是想来看看，你们说的金像奖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” 他跟着赵鑫走进片场，眼睛四处打量。 路过《魔剑侠情》片场时，他停住脚步。 看着狄龙和尔冬升，在空中对打。 看了足足三分钟。 “侯导对武侠片有兴趣？”赵鑫问。 “有兴趣。” 侯孝贤说，“但不是打斗。是那些侠客，为什么而打？为钱？为名？还是为别的什么？” 他顿了顿：“我在准备一个新片，《风柜来的人》。讲澎湖一群无所事事的少年。他们不打斗，但心里有架要打，跟贫穷打，跟迷茫打，跟不知道去哪儿的未来打。” 赵鑫眼睛亮了：“这才是真正的“武侠”。” “所以我想，” 侯孝贤转头看他，“金像奖如果真的像你们说的，不看票房看表达，那《风柜来的人》这种片子，有机会吗？” “有。” 赵鑫毫不犹豫，“而且评审团里，需要有您这样的导演。因为您看到的东西，很多人看不到。” 他把侯孝贤带到会议室，摊开评审章程。 侯孝贤看得很仔细，逐字逐句。 看完后，他沉默了很久。 “赵先生，” 他终于开口，“这个奖，台湾不会让它顺利办的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“那为什么还要做？” “因为如果现在不做，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香港电影，就会只剩一种样子，怎么赚钱怎么来。”赵鑫直视他，“侯导，您愿意十年后，华语电影只剩下武侠、恐怖、喜剧吗？” 侯孝贤摇头。 “我也不愿意。” 赵鑫说，“所以我们要建一个门槛。不是商业门槛，是艺术门槛、文化门槛。告诉所有人：想拿金像奖？可以，但请拿出点真东西。不是炫技，不是煽情，是真正看见人，看见时代，看见我们脚下这块土地。” 侯孝贤盯着章程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。 “我需要时间考虑。” 他说，“但我可以先答应一件事，《风柜来的人》拍完后，第一个报金像奖。” “谢谢！” 赵鑫伸出手，“欢迎来到香港。” 傍晚，侯孝贤离开后，赵鑫收到一份传真。 来自北京。 谢晋导演的回信，只有两行字： “章程阅悉。艺术当有独立品格，电影当有文化担当。愿共勉。谢晋。” 许鞍华拿着传真，不确定的问：“谢导这是，答应了？” “答应了。” 赵鑫长长舒了口气，“大陆三席，齐了。” 晚上七点，周伯的追思会，在蓝屋举行。 陈文统从槟城打来电话，描述那场简单却庄重的仪式： “来了三十多人，都是周伯这些年帮助过的街坊。没有披麻戴孝，大家穿着素衣，在蓝屋前默哀三分钟。然后黄月萍老师弹了《月光光》，用的是蔡国维那架调哑的钢琴，她说，“今天让它出声，送周伯一程”。” 电话那头，能听见隐约的钢琴声。 陈文统继续说：“弹完后，我们按周伯遗愿，把他葬在蔡家四兄弟衣冠冢旁边。墓碑上只写“守屋人周阿福，1920-1980”。下葬时，那棵凤凰木真的落了几片叶子，红红的，像花瓣。” 赵鑫握着电话，闭上眼睛。 “陈先生，周伯那笔钱，我们收到了。会全部用于金像奖的“新人扶持基金”，专门资助年轻导演，拍第一部作品。” “好。” 陈文统声音有些哽咽，“周伯会高兴的。他这辈子最遗憾的，就是没读过书，看不懂电影。但他总说，“后生仔们能拍，能唱，能记住，就好”。” 挂掉电话后，赵鑫走到录音棚。 顾家辉和黄沾，还在工作。 但今天他们没写歌，在整理一份清单。 “这是什么？”赵鑫问。 “南洋民谣采风计划。”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，“邓丽君下个月去槟城，我们想让她，系统收集那些快要失传的老调子。不是改编，是原样记录。录成声音档案，存进新加坡那个资料馆。” 黄沾补充：“我们算过了，南洋各地，至少有二百多种华人民谣变体，会唱的老人平均年龄七十五岁。再不做，就真的没了。” 赵鑫看着那份密密麻麻的清单，忽然想起陈伯说的那句话： “文化像火种，你得有人传，有地方烧，有钱添柴。” 现在，传火的人有了，烧火的地方有了，柴呢？ “预算多少？”他问。 “全部录完，大概要五十万。” 顾家辉说，“耗时两年。” “批。” 赵鑫说，“从《民国》的海外票房里出。这笔钱，花得值。” 深夜，赵鑫独自站在片场，最高那栋楼的屋顶。 1980年的香港夜景，在脚下铺开。 东边是邵氏片场的灯火，西边是嘉禾的招牌，北边是TVB的电视塔，南边是即将完工的红馆。 这是一个娱乐帝国，每天生产着无尽的梦幻。 而他，要在这个帝国里，建一座纪念碑。 不是石头的，是由制度构建而成的碑。 金像奖是第一步，声音档案是第二步，南洋三部曲是第三步。 每一步，都在回答那个问题： 华语文化，除了赚钱，还能做什么？ 桌上电话又响起，是林青霞。 “阿鑫，还在片场？” “嗯。你怎么还没睡？” “刚看完《民国》在台北的首映报告。” 林青霞声音温柔，“观众里有很多南洋华侨的后代，散场后不肯走，围着放映员，问能不能再看一遍。他们说，电影里那些画面，和他们祖父讲的一模一样。” 赵鑫握紧电话：“青霞，你说我们做的这些，有意义吗？” “有。” 林青霞说得很肯定，“阿鑫，我演了这么多年戏，第一次觉得，电影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东西。不是改变世界，是改变看世界的方式。” 她顿了顿：“台北这边，已经有人，在打听《槟城空屋》的拍摄进度了。他们不是记者，是普通观众。这说明，你们打开了一扇门，门后面有很多人等着进来。” 赵鑫抬头，夜空依然看不见星星。 但他知道，那些星光就在云层之上。 就像那些被遗忘的故事，就在历史深处。 等待有人，去点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