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八日，清晨七点。 《东方日报》头版标题，像一记重拳：“三百万豪捐！邵邹郑联手为金像奖背书”。 副标题更狠：“台湾电影界连夜开会，中影总经理李行：“愿与香港同仁良性竞争””。 深水埗陈记糖水铺里，陈伯戴着老花镜，把报纸摊在油腻的桌面上。 手指划过那行“良性竞争”。 咧嘴笑了：“良性？怕是被打懵了吧。” 旁边吃肠粉的熟客凑过来：“陈伯，您说这金像奖真能成？” “成不成不知道。” 陈伯舀起一勺芝麻糊，吹了吹热气。 “但有人肯掏三百万，还不要冠名，这事儿就有戏。你见过邵六叔做赔本买卖吗？” 熟客想了想，摇头。 “那就是了。” 陈伯说，“这些老狐狸，鼻子灵得很。他们闻到了香港电影，到了该换个活法的时候了。” 上午九点，清水湾会议室。 二十一人评审名单的传真件。 从香港发往台北、北京、新加坡、纽约、洛杉矶。 赵鑫站在传真机前，看着最后一张纸，缓缓吐出。 许鞍华站在他身边，轻声问：“你说侯孝贤和杨德昌，真会来吗？” “会。” 赵鑫把传真件整理好，“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，台湾电影，需要一扇新的窗口。金马奖办了二十一年，评来评去都是那几个人。侯孝贤的《风柜来的人》正在筹备，杨德昌的《光阴的故事》还没立项，但他们缺的不是才华，是舞台。” “可台湾那边会给压力吧？” “给压力才好。” 赵鑫转身看向她，“许导，文化这场仗，最怕的不是敌人太强，是根本没人把你当回事。现在台湾跳出来反对，正好证明我们打出了弱点暴击。” 会议室门被推开，谭咏麟风风火火冲进来。 今天他难得穿了正装，白衬衫黑西装，领带却系得歪歪扭扭。 “阿鑫！我刚接到电话！中影那边想约我吃饭！” “李行导演？”赵鑫挑眉。 “对！他说想聊聊“商业与艺术的平衡”。” 谭咏麟抓了抓头发，“我该怎么说？我连金像奖的评审标准，都还没背熟！” “不用背标准。” 赵鑫给他倒了杯茶，“就说实话。说你在红馆开演唱会，两万人合唱《月光光》时，你在想什么。说你觉得一首歌能传四十年，不是因为技巧多好，是因为里面装着真实的人生。” 谭咏麟愣了愣，然后笑了：“这个我会说！” 张国荣跟着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《电影双周刊》。 “最新统计，” 他把杂志摊在桌上，“今年香港上映的一百三十七部电影里，武侠片四十一部，恐怖片二十八部，喜剧片三十五部，风月片二十二部。涉及历史、人文、社会议题的，” 他顿了顿：“只有我们一部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。” 会议室安静下来。 窗外的片场，楚原导演正在拍《魔剑侠情》最后一组打戏，威亚吊着演员在空中翻转。 嘉禾那边的爆破声，隐约传来。 应该是洪金宝，在拍《人吓人》的僵尸爆炸镜头。 整个香港电影工业，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。 源源不断生产着即时、刺激、易消化的快乐。 而他们这群人，在做一件“不划算”的事。 “所以金像奖，必须设一个“年度文化贡献奖”。” 赵鑫在白板上，写下这个奖项名称，“不评票房，不评技巧，评一部电影对香港、对华语文化的“建设性”。哪怕它不赚钱，哪怕它很小众，但只要它拓宽了华语电影的可能性，就值得被记住。” “标准呢？”许鞍华问。 “三条。” 赵鑫写下： 一、是否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或人文关怀。 二、是否推动了电影语言或类型的创新。 三、是否对香港乃至华语文化生态，产生了积极影响。 “比如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。” 张国荣轻声说，“它在南洋的放映，让很多华侨后代，第一次知道父辈的故事。这在票房之外，有另外的价值。” “对。” 赵鑫点头，“而这个价值，需要金像奖这样的平台，来确认和放大。” 上午十点半，意外访客。 是新加坡驻港领事馆的文化参赞，陈启明。 四十出头，戴金丝眼镜，一口流利粤语。 “赵先生，冒昧来访。” 陈启明递上名片，“我们领事看了《民国》在新加坡的放映反响，很有感触。想请问，《槟城空屋》拍摄时，是否需要新加坡方面的协助？” 赵鑫接过名片：“陈参赞的意思是？” “新加坡国家档案馆，收藏了大量英殖民时期的华工档案、口述历史。如果剧组需要，我们可以开放部分资料。” 陈启明顿了顿，“另外，1965年建国时期的影像资料，包括李光耀先生的一些未公开讲话，也可以酌情提供。” 这个橄榄枝，抛得有些意外。 赵鑫沉吟片刻：“条件呢？” “没有硬性条件。” 陈启明微笑，“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希望电影，能在新加坡首映时，办一场学术讨论会。请南洋的历史学者、华侨后代、年轻观众一起聊聊，我们如何记住过去，又如何走向未来。” “这个可以有。” “那就说定了。” 陈启明起身，“资料清单，我下午派人送来。另外，” 他走到门口，又转身：“新加坡政府，正在筹建“亚洲电影资料馆”，想收藏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的原始胶片和创作手稿。不知赵先生是否愿意捐赠一份？” 赵鑫没有立刻回答。 许鞍华轻声说：“阿鑫，原始胶片只有一份。” “可以复制。” 赵鑫看向陈启明，“但我们有个要求：资料馆必须对公众开放，不能锁在库房里。要有定期的放映、讲座、学生工作坊。让这些影像活起来，而不只是文物。” 陈启明眼睛亮了：“这正是我们想做的！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，我们需要用文化，来回答“我们是谁”。赵先生，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。” 送走陈启明后，谭咏麟挠头：“新加坡这么积极？有点不对劲吧？” “很对劲。” 赵鑫走到窗前，“新加坡1965年，被踢出马来西亚，被迫独立。他们最懂“无根”的焦虑。现在他们经济起飞了，开始找“魂”。《民国》和《槟城空屋》讲的，恰恰是南洋华人的“根与魂”。他们需要这些故事，来建构自己的国家叙事。” “所以我们在帮他们？”张国荣问。 “不，我们在合作。” 赵鑫转身，“新加坡有档案，我们有创作能力。他们需要故事，我们需要史料。这是双赢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而且你们发现了吗？日本、台湾、新加坡，亚洲这些地方，都在用各自的方式，回应同一个问题：在现代世界中，我们是谁？香港如果只盯着本地票房，就错过了参与这场大对话的机会。” 中午十二点，食堂里的气氛，有些微妙。 顾家辉和黄沾坐在角落，面前摊着《槟城空屋》的五首主题曲乐谱。 但两人都没动筷子。 “老顾，” 黄沾罕见的严肃，“我昨晚想了想，《月光光》调子是广东民谣。我们得尊重这个事实。”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 “电影里要明确交代：蔡国维在给黄月萍的信里写“我用《月光光》的调子，填了首词，想让你谱钢琴曲”。而不是“我写了一首歌”。”黄沾说，“历史剧，最怕的就是篡改细节。一个调子的归属，可能改变整首歌的意义。” “你说得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