埃里希·克劳斯面前的桌上摊着几份文件。 窗外飘着细雪，收音机里播放着德语圣诞歌曲，一切与三个月前那个夜晚并无不同，除了他手中的东西。 第一份文件是一张游戏卡带的封面草图。 标题是西里尔字母与英文双语：《切尔诺贝利的春天》。 画面上是一片被污染的森林，阳光穿透枯枝，一只驯鹿站在废弃的摩天轮下。 卡带右上角印着开发商的标志：明斯克独立游戏工作室“东欧像素”，半年前刚被九黎“柏林遗产”网络通过白手套公司全资收购。 第二份文件是一份动画电影企划书，标题《北海之泪》。 故事梗概：1988年，北海石油钻井平台“派珀·阿尔法”爆炸，167名工人葬身火海。幸存者的女儿跨越二十年后追寻真相，发现跨国石油公司与西方政府在安全监管上的合谋掩盖。 第三份文件最薄，只有两页纸，标题用铅笔手写着： 《绿色骨干训练营·第一期——组织化方法入门》 扉页上有一行德语小字： “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拯救地球。” “我们只需要确保，他们拯救地球的方式，恰好是让欧洲的工业机器慢下来。” 93年1月，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。 欧美展区灯火辉煌，一个仅容两人站立的小展台前，却排起了奇怪的队伍，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神情不像来试玩，倒像来朝圣。 《切尔诺贝利的春天》。 玩家扮演一名86年4月26日凌晨的值班工程师。 第一视角，没有背景音乐，只有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控制台沉闷的嗡嗡声。 “进行透平机组惰转试验。”屏幕上弹出指令。 你按下按钮。 然后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 警报没响。 仪表盘没有任何异常。 你甚至可以去茶水间接一杯咖啡——游戏里的时间流速是真实的，你等待了整整十三分钟，屏幕右上角的数字从1:23跳到了1:36。 然后，屏幕像被巨锤击中般碎裂。 红光。 你的角色死了。 游戏没有结束。 镜头缓缓升起，俯瞰普里皮亚季，那些你从未被告知的事，正以像素的形态沉默呈现：消防员徒手捡拾石墨块，孕妇在放射尘埃中排队领取“碘片”，官员在电话里反复说着“一切在控制中”。 游戏结尾，你以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重返禁区。 三十年过去，森林重新占领街道，野马在废弃的摩天轮下奔跑。 屏幕角落出现一行小字： “他们告诉你灾难已经过去。” “但他们没有告诉你，同样的谎言仍在北海，在墨西哥湾，在每一个名字念起来像进步的地方继续。” 《切尔诺贝利的春天》在科隆游戏展没有获得任何奖项。 但三个月后，它在德国的销量突破50万份。 一年后，它被翻译成17种语言，在欧洲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“禁忌阅读”现象。 教师们在学校禁止讨论这款游戏，于是孩子们在家里的地下室偷偷通关。 游戏论坛上出现了一种新句式：“这是游戏，也是档案。” “玩过切尔诺贝利之后，每次看到BP石油的标志都会想起那只驯鹿。” 九黎的投资回报率是：50万美元开发成本，换来一代欧洲年轻人潜意识里“西方工业=隐瞒=谎言”的条件反射。 克劳斯在季度汇报中写道：“他们不会因此走上街头。” “但他们会在看到石油公司赞助环保展览时，下意识地问：这家公司三年前有过多少次泄漏事故？政府知道多少？什么时候告诉我们？” “疑问不需要答案，疑问本身就是答案。” 93年5月，戛纳电影节。 《北海之泪》入围“一种关注”单元，被安排在午夜展映单元，这是电影节最边缘的档期，通常是先锋实验电影和政治敏感题材的收容所。 但放映结束时，全场起立鼓掌持续了七分钟。 这是九黎“叙事实验室”与柏林遗产网络合制的第一部动画电影，也是影评人从未见过的类型。 全片87分钟，没有任何反派。 反派是看不见的系统。 故事主线：88年7月6日，英国北海派珀·阿尔法平台，167人死亡，仅67人获救，这是北海油气开发史上最惨重的事故。 女主角艾玛，18岁，父亲是平台电工，死于舱室窒息，调查报告说他是“未能及时撤离”。 但艾玛在父亲遗物中发现一卷录音带，是他在事故发生前两周录给家人的家常话。 背景音里，安全控制室的对讲机反复响起： “B23模块压力阀报警，请求停机检查。” “继续生产，周六维修队再上。” “B23模块压力阀报警——” “我说继续生产。” 没有人物被塑造为恶人。 安全主管是退伍军人，说话低沉疲惫，他也有妻儿。 石油公司CEO从未露面，只有律师函和声明。 艾玛追寻真相的旅程，也是观众目睹“制度性合谋”的旅程：监管机构的人退休后会去石油公司当顾问。 议会能源委员会的竞选资助名单上，石油企业常年位列前三。 大学教授关于平台安全的研究项目，三分之一经费来自行业基金。 影片结尾，艾玛站在阿伯丁港，远处是新建的平台正驶向北海。 她手中的录音带已经转成了数字文件，上传到一个刚成立的海难遇难者家属论坛。 屏幕渐黑。 一行字幕：“167人死于火焰。真相死于沉默。” “他们用十七页调查报告，埋葬了比北海更深的东西。” 《北海之泪》没有在欧洲大规模公映。 但它在录像带租赁店，大学电影社团，社区文化中心的放映场场爆满。 法国《世界报》影评人写道：“这不是关于88年。这是关于93年。关于此刻。” “关于任何你问为什么不改进安全标准时，得到的回答永远是我们在研究，然后研究委员会解散，报告封存。” “十年后另一位女儿站在另一座港口的另一座纪念碑前。” 93年9月。 一部名为《环保机动队·西格玛》的科幻动画悄然开播。 制作方是九黎“星海动画”与东映动画的合资公司，导演是曾执导《机动警察》系列的资深监督。 表面设定是，2045年，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加州湾，美国政府成立“环境机动警察部队”，使用再生能源驱动的机甲清理垃圾岛，拆除违章填海，对抗“生态恐怖分子”，那些为资本服务，破坏环境的大型企业安保部队。 每集结尾固定出现一行字： “本故事纯属虚构。” “本故事中出现的企业规避环保审查，政府数据选择性公开，环评报告咨询期设在节假日等情节，经考证均为真实存在之行政惯例。” “如有雷同，不是巧合。” 第七集，主角队发现某化工企业向海湾偷排有机汞。 企业安保部队封锁现场，机动队与“生态恐怖分子”被迫联合作战。 这一集播出后两周，美国国会收到了关于“修改工业废弃物处理法”的议案，签名人数创历史新高。 第十二集，主角调查一座“生态度假岛”项目，发现整个环评报告中的公众咨询会只开了三场，全部在工作日上午，地点设在距项目地两小时车程的市政厅，到场居民总计七人。 《环保机动队·西格玛》在美国的收视率从未进入前十。 但它成为了90年代美国“环保世代”的共同精神底版。 二十年后，当美国电视台采访参与环保运动的三十多岁核心成员时，最常听到的回答是： “我初中时看《西格玛》入坑。” “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制度性倾斜，只是觉得主角队每次查资料都在周末加班，反派每次审批都在工作日优先，这不公平。” “不公平”这个词，不会出现在任何外交抗议照会中。 但它会出现在选民投票时，脑海深处那些像素画面，动画场景，游戏台词所堆叠出的道德直觉里。 而道德直觉，比利剑更锋利。 93年11月，荷兰阿姆斯特丹，一座废弃的东印度公司仓库。 “绿色骨干训练营”第一期正式开营。 克劳斯站在讲台上，面前是四十七张年轻的面孔。 他们来自德国，法国，荷兰，比利时，瑞典。 都是“柏林遗产”网络通过过去一年文化产品筛选出的“高潜力个体”。 玩过《切尔诺贝利的春天》并写下三千字以上深度分析的学生。 组织过《北海之泪》社区放映会的志愿者。 在《环保机动队》粉丝论坛中被标记为“具备组织能力”的版主。 “你们认为自己来这里，是为了学习如何拯救地球。”克劳斯说。 “你们是对的。”他转向白板，“但拯救地球有很多种方法。” “种树是拯救地球。” “游行是拯救地球。” “研发新能源是拯救地球。” 他写下第一行字： “改变制度，比改变树更持久。” 第一课：从“事件”到“议程”。 “你们参加过游行。”克劳斯说，“浩浩荡荡，口号响亮，电视台拍三分钟，然后呢？” 他播放两段录像对比。 第一段：92年慕尼黑G7峰会外，两万人抗议美国碳排放，镜头语言混乱，标语五花八门，警方封锁线清晰坚固。 第二段：93年10月，德国联邦议院环境委员会听证会。 七名年轻人身着正装，使用PPT展示“碳排放大国历史责任核算模型”，发言平静，数据详实。 委员会主席三次打断发言人延长时间。 “这是同一个人。”克劳斯定格画面，指向听证席上一名深棕色头发的女孩，“92年她在慕尼黑街头发传单，93年她在这里做陈述。” “区别不在于她学会了更多数据。” “区别在于，她知道委员会周三上午开会，知道每位议员的助理姓名，知道把你们必须减排翻译成根据本核算模型，采取以下分阶段目标可以节省大量资金。” 克劳斯停顿。 “愤怒产生注意力，注意力必须转化为信息。” “信息必须封装成提案，提案必须找到它的议员。” “这是从事件到议程的路径，也是从街头到议会的路径。” 每位学员获得一份“组织工具包”。 一份刊物创办指南：如何申请ISSN国际期刊号，如何构建编委会规避“外国代理人”指控，如何让第一期看起来像已经出了三年的成熟刊物。 一份网站建设手册：93年，万维网刚刚对公众开放两年，手册详细解释如何在美国注册.Org域名，如何租用不受欧洲管辖的服务器，如何使用加密通信。 一份社交媒体动员模型：手册称之为“分布式信息节点网络”，通过USe新闻组、邮件列表，BBS论坛建立“信号塔—中继站—接收端”三级传播结构。 一份政党化路线图：从地方性公民倡议，进入市政议会，组建州级选举联盟，到进入联邦议会。 总计划时间跨度预设为8-12年。 每个工具包最后一页印着同一行小字： “你们不是在做反对派，你们是在做平行结构，当旧制度疲惫时，平行结构就是新制度。” 94年1月，柏林。 第一期《欧罗巴绿洲》杂志出刊。 主编是24岁的汉娜·贝克尔。 92年慕尼黑街头分发传单的大学生，93年克劳斯训练营第一期学员。 杂志封面是一幅极简主义版画：地球的肺叶，一侧是蓊郁森林，另一侧是烟囱与雾霾。 发刊词只有五百字，署名“编辑部”，标题是《缺席者的声音》。 “我们缺席了里约峰会的决策层会议室。” “我们缺席了布鲁塞尔的气候委员会听证席。” “我们缺席了伦敦，巴黎，波恩那些决定合理碳排放数字的闭门会议。” “但我们不缺席这个春天，这份刊物，这场对话。” 《欧罗巴绿洲》首印五千册，三个月内加印三次。 没有广告。 没有政府资助。 发行渠道是大学书店，社区文化中心，有机食品合作社。 第二年，发行量突破三万。 95年，它在布鲁塞尔欧盟记者圈被私下传阅。 96年，德国绿党联邦议员引用《欧罗巴绿洲》对《能源税法》草案的批评作为议会质询附件。 97年，汉娜·贝克尔当选柏林市议员。 28岁，无党派，以“独立环保候选人”身份参选。 竞选资金来自7000名市民小额捐款，以及一笔来自“北欧环境基金会”的“环境政策研究专项资助”。 按时任德国《明镜》周刊调查，“资金来源无法追溯”。 94年9月，芬兰赫尔辛基。 欧洲首场“全球青年气候论坛”在理工大学礼堂举行。 表面主办方是芬兰青年科学协会，实际全程由“柏林遗产”网络的欧洲环保组织联盟策划。 论坛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任何一场演讲，而是角落里的“数字动员工作坊”。 20台电脑，20名学员，5名导师。 导师演示：如何在德国环保论坛“绿色浪潮”发布一篇文章，三小时内出现在瑞典，荷兰，法国的镜像站点。 如何使用加密邮件列表，协调跨国联合行动而不被监控。 如何在警方封禁一个论坛时，自动重定向到三个备用域名。 94年的欧洲，互联网仍是学术机构和极客的领地。 但克劳斯的档案里，夹着一份90年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，流出的内部备忘录，标题是《分布式网络在非常规战争中的应用》。 他用两年时间，把这份军事情报翻译成了环保青年的行动指南。 94年12月，“欧洲气候行动网络”网站上线。 这是欧洲第一个跨国的环保行动协调平台。 首页只有一行字： “信息想要自由，我们也是。” 95年，该网站成为欧洲反对壳牌公司，海上处置布伦特斯帕钻井平台运动，的虚拟指挥部。 跨国协调，全球募捐，媒体施压，全部通过邮件列表和BBS完成。 壳牌最终放弃了海上处置计划。 《金融时报》评论：“这不是一场街头运动的胜利。” “这是一场网络运动的胜利。” “而欧洲政府才刚刚意识到，他们不懂这个新世界的语言。” 96年3月，法国，里尔。 绿党欧洲协调会议。 走廊里，一个三十出头，戴着细框眼镜的男性与德国，比利时，荷兰代表进行了三场“场外咖啡”。 他叫让·皮埃尔·莫里斯，93年阿姆斯特丹训练营第二期学员。 95年以“独立生态主义者”身份当选里尔市议员。 他的名片上没有头衔，只有一个电话号码。 会议结束后，一份题为《欧洲绿党协同竞选策略纲要》的非正式文件在六个国家的绿党地方支部中传阅。 文件核心主张： 第一，从抗议型政党向治理预备型政党转型。 “我们不能只做监督者，要做替代方案提供者，每一句反对必须附带一份如果由我们决定的完整预案。” 第二，聚焦气候议题，随后延伸至经济主权。 “将环保成本转化为本土就业机会，退煤不是失业，是绿色就业的起点，反对高速公路不是反发展，是投资铁路网的前提。” 第三，议会外与议会内双轨并行。 “街头热度维持绿党的激进标识，议会席位提供绿党的制度通道。” “两者不可偏废，两者必须保持微妙距离，近到可以传递信息，远到不至于互相污染。” 这份文件没有署名。 98年，德国绿党进入联邦执政联盟。 99年，欧盟赫尔辛基峰会正式将“气候变化”纳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议程。 九黎战略评估室99年度报告·欧洲卷写道： “我们没有制造欧洲环保政治，欧洲环保政治是自己长出来的。” “我们只是在这棵树的幼苗期，调整了它朝向阳光的角度。” “让它认为拖慢工业与拯救地球是同一件事。” “让它的根系相信，那些给它浇水的东方手，没有指纹。” “而二十年后，这棵树的阴影，将覆盖布鲁塞尔每一扇决策者办公室的窗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