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2年6月3日，里约热内卢，会展中心2号馆。 空气湿热黏稠，像一团浸透水的棉絮裹住每个人的皮肤。 172个国家的代表，10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，八千名NGO观察员，七千名记者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环境会议在此召开。 但西贡战略室只关心一件事：谁被钉在耻辱柱上。 龙怀安面前的简报只有三页。 第一页摘录了老布什两天前的原话，白宫新闻发布厅，闪光灯噼啪作响：“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。” 第二页是数据：美国人均碳排放量，19.8吨，欧盟平均，8.5吨，九黎平均5.3吨。 第三页是行动计划，标题旁有手写批注。 “让这颗星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：谁在扼住地球的喉咙。” “不是资本家，是美国。” “不是工业文明，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。” “谁拒绝签字，谁就是全人类的敌人。” 李征宇合上文件夹，拨通了加密线路。 接电话的是埃里希·克劳斯。 “里约的戏已经开锣，”李征宇说，“美国人是台上唯一的反派。” “你们该让欧洲的观众入场了。” “观众已经等了很久。”克劳斯低声说道，“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指挥。” “现在有了。” 九黎的“柏林遗产”网络在峰会召开前，完成了第一次全欧洲协同。 这不是传统情报网的点对点通讯，而是现代化的，全方位的，“信息注射系统”。 克劳斯手下的前斯塔西分析师们，不再窃取文件，而是制造文件。 他们的产品是“议题包”。 包含数据图表，专家证词，抗议标语设计，媒体通稿模板，甚至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对峙的“最佳拍摄角度示意图”。 每个议题包，都针对一个具体的政治痛点： 第一个议题包：“碳殖民主义”。 核心数据：美国人口占全球4.7%，碳排放总量占24%。 自工业革命以来累计排放量占全球28%。 叙事框架：这不是“发展差距”，是“大气空间的殖民”。 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一百五十年里，免费填满了大气这个公共垃圾桶，现在把盖子盖上，对正要倒垃圾的南方国家说：满了，不许倒了。 目标受体：非洲，拉美，南亚的环境NGO，欧洲左翼政党，绿党基层。 第二个议题包：“签字的勇气”。 核心数据：美国是唯一拒绝为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签字的主要国家。 欧盟15国全部签署。 叙事框架：这不是“技术分歧”，是“领导力的真空”。 欧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但不敢批评美国。 布鲁塞尔的外交官们在走廊里承认老布什错了，在镜头前只说“遗憾”。这是为什么？ 目标受体：欧洲主流媒体评论版编辑，布鲁塞尔记者圈，欧盟议会内部对美鹰派。 第三个议题包：“炸弹与氧气”。 核心数据：美国在欧洲部署约150件战术核武器，分布在德国，意大利，比利时，荷兰，土耳其。 北约军事演习年均碳排放，相当于一个中等非洲国家全年排放总量。 叙事框架：五角大楼一边说保卫欧洲，一边用欧洲的土地当靶场，用欧洲的空气当废气管。 这是“军事殖民”的环境版本。 目标受体：和平运动组织，反核团体，激进环保网络。 每个议题包都附有“行动建议”。 谁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哪家媒体该在截稿前收到哪份匿名投稿，哪个议员选区的选民该收到多少封抗议信。 这不是宣传，是制造话题，是舆论和理念的攻击。 是将美国钉在靶子上，成为所有人唾弃的目标。 顺便借着美国，攻击那些听从美国摆布的欧洲政客。 扭转欧洲主流舆论，让他们向左或者向右转向。 反正就是不能保持中间态。 到5月底，西欧十七个主要环保组织，八个和平运动网络，二十三个南方国家驻布鲁塞尔NGO联络处，都在使用同一套话术。 他们彼此不认识，不知道资金来源，只知道“有人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材料”。 这正是斯塔西当年的绝活：让目标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。 92年6月4日，里约峰会全体会议。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·卡斯特罗走上讲台时，会议厅的嘈杂声逐渐平息。 他没有念稿，声音低沉克制，与惯常的激昂演讲判若两人。 “如果我们想要使人类摆脱这种自我破坏，”卡斯特罗说道，“就应该更好地分配地球上的可支配财富和技术。” “要减少少数国家的奢侈浪费，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贫困和饥饿更少一些。” 他停顿，目光扫过台下老布什座位方向，那里空着。 “不要再向第三世界输出，会摧毁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。” “让人类的生活更理性。” “执行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。” “为生态债务，而不是外债，去掏钱。” “让饥饿消失，而不是让人类消失。” 掌声从南方国家代表席爆发，如热带雨林里的倾盆暴雨。 西贡战略室。 龙怀安关掉电视，对旁坐的情报分析主任说：“这段话我们的人递进去的？” “不是。”主任摇头，“卡斯特罗不需要别人替他写稿。” “但我们的人帮他确认了一些数据，特别是美国碳排放占历史累计24%那个数字。” “哈瓦那原本用的是70年代的老数据。” “很好。”龙怀安端起茶杯，“让南方知道谁是朋友。” “让北方国家知道南方国家不是一盘散沙。” 同日晚，里约会展中心地下车库。 克劳斯手下最得力的手下，前斯塔西外勤汉娜·沃尔夫，与一名南亚环境NGO负责人进行了二十分钟“偶遇”谈话。 这位负责人是“七十七国集团”峰会，谈判团队的非正式顾问。 “你们明天要在谈判桌上，提技术转让和生态债务，”汉娜用流利英语说道。 “欧洲人会点头同意的，但美国人应该会继续保持沉默。” “但你们需要让美国人开口，愤怒的，防御性的，拒绝的开口，只要说话就可以，无论说什么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顾问问。 “因为沉默不是新闻。” “布什说美国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，是全世界的头条。” “如果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吭声，头条就是峰会平淡收场。” 汉娜递过一张纸条。 “明天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签字仪式，美国代表团不会出席。” “我们需要你们的人在签字后，立即召开记者会，不要骂美国，要感到遗憾，为地球遗憾，为人类遗憾。” “语气要沉痛，不要愤怒。” 顾问看了纸条，上面是预先拟好的三句英文： “美国缺席的地方，不是签字的空白，是领导力的真空。” “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，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，才能等到华盛顿。” “我们不是来谴责，我们是来邀请，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。” “这不是谴责，”顾问抬起头，“这是挽联。” “是的。”汉娜说，“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。” 第二天下午，153个国家签署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。 美国席位空置。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，当晚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网站首页。 次日出现在巴黎，柏林，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。 《卫报》专栏作家写道：“里约有许多沉默，但最响亮的沉默，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。” 92年6月中旬，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。 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，《森林原则声明》被批评为“空洞的废话”，《21世纪议程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。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。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。 “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，”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，“现在需要第二步：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，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？” “时间窗口？”克劳斯问。 “三周后，慕尼黑，G7峰会。” “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，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。” 克劳斯沉默三秒：“三周足够，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。” “会有的。” 92年7月3日，慕尼黑。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，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。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，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。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。 上午十时，玛利亚广场。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，没有人喊领袖口号，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。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，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。 “美国生活方式=地球葬礼。” “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，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。” “环境杀手，滚出去。” 另有相当数量的标语矛头转向德国政府： “科尔在里约说了正确的话，在华盛顿说了错误的话。” “波恩的外交官有两个舌头，一个对欧洲说环保，一个对美国说遵命。” “北约演习的碳排放谁来买单？巴伐利亚的天空不是靶场。” 抗议者封锁了通往峰会会场的四条主干道中的三条。 一万两千名防暴警察全副武装。 对峙最激烈的场景，发生在美国驻慕尼黑总领馆门前。 当地报纸称之为“美国之家”的那栋现代主义建筑。 六十名防暴警察排成盾墙，催泪弹发射器上膛，守着一片不到五十平方米的花坛。 “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守那片花坛，”当天参加抗议的学生后来回忆，“他们只知道上级说不能让示威者靠近美国国旗。” 花坛完好无损。 但全球媒体的镜头记住了这一幕：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在欧洲的心脏，需要上万名警察才能保护自己不被花盆砸中。 南德意志报次日社论标题：《胜利者被围攻》 文中写道：“冷战结束不到三年，美国赢得了对抗莫斯科的胜利，却在慕尼黑街头输给了二十岁的年轻人。” “他们不是恨美国，他们只是深爱地球。” “他们要求美国对地球好一点，这本来不是过分的要求。” 克劳斯在慕尼黑郊区一间安全屋里读完这篇社论，拨通了西贡的加密线路。 “你看到了。”他说。 “看到了。”李征宇的声音带着笑意，“你们的议题包渗透率不错。” “不止。”克劳斯说，“今天下午有件事没上新闻。” “我们的人在美国之家对面安排了一个小型合唱团，唱的是《给和平一个机会》。” “本来预期吸引几十个记者。” “结果唱到第二段时，防暴警察第三排有四个年轻人跟着哼了起来。” “他们的排长发现后把整个排撤下去换班了。”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。 “这是你安排的？”李征宇问。 “不是。”克劳斯说，“这是自发的。” “我们只是点燃了柴堆，风往哪个方向吹，不由我们决定。” “那由谁决定？” 克劳斯望向窗外。 暮色中，玛利亚广场的灯光次第亮起，抗议人群正在有序散去，留下一地传单和空矿泉水瓶。 几个清洁工开始清扫，一切恢复秩序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“由这些人自己决定。”克劳斯说，“他们今天走上街是因为害怕地球毁灭。” “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引导了，也不需要知道。” “重要的是，他们走出来了。” “你感到不安？” “不。”克劳斯停顿了很久，“我感到有用。” “三十年前我在东柏林组织青年集会，人们上街是因为恐惧，恐惧核战争，恐惧失业，恐惧克格勃。” “今天这些人上街也是因为恐惧，但他们恐惧的是真实的，正在发生的东西。” “气候变暖不是克格勃编造的假情报。” “所以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？” “我在做专业的工作。”克劳斯的声音恢复了平静，“至于好事坏事，留给五十年后的历史系研究生去争论吧。” 92年7月4日，慕尼黑抗议次日。 美国驻德大使馆召开紧急记者会，发言人面色严峻：“部分抗议者打出了北约炸毁地球等不负责任的口号。” “北约是欧洲和平与自由的基石，将军事演习与环境问题挂钩是恶意误导。” 当天下午，一份名为《北约在欧洲：环境破坏清单》的报告以PDF格式出现在三个欧洲环境NGO的网站上。 报告由“欧洲环境责任研究中心”署名，该机构注册 报告篇幅不长，但每条数据都有出处： 北约在欧洲共有234处主要军事设施，占地约11万公顷，其中37处位于自然保护区或邻近区域。 91年，北约在欧洲境内的军事演习共消耗航空燃油约47万吨，碳排放量相当于同期丹麦全国民航排放总和。 驻欧美军基地产生的有毒废弃物，部分通过德国，意大利当地私营公司处理，其中14%的处理流程不符合欧盟环保标准。 德国境内11处美军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部分未公开。 根据可获得的有限数据，至少3处基地周边地下水中全氟化合物（消防泡沫成分）浓度超出欧盟饮用水标准上限。 最具冲击力的是附录中的卫星图对比：北约在意大利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周边森林，89-91年间出现明显的大面积枯萎，报告将此与基地使用的航空燃料除冰剂关联。 这份报告没有引发核弹爆炸式轰动。 但它像水渗进沙地，缓慢而持续地改变着某些人的认知。 一周后，德国绿党联邦议员在议会质询中援引该报告，要求政府“审查外国驻军的环境合规性”。 一个月后，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议会通过动议，要求北约公开在比境内所有军事设施的环保评估报告。 三个月后，荷兰一个地方环保组织将荷兰国防部告上法庭，指控美军驻荷基地违反欧盟环境指令。 没有一条指控最终成立。 没有一个基地因此关闭。 但一个叙事已经落地生根： 北约不只是军事联盟，也是环境负担。 美国不只是自由领袖，也是污染大户。 这个叙事不会推翻任何政府，不会让任何航母掉头。 但它会让下一代欧洲年轻人，在被问到“美国是什么”时，脑海里除了好莱坞，可口可乐，华尔街之外，多出一行小字：“那个在里约不肯签字的。” 92年8月，华沙。 当西欧的环保抗议如火如荼时，前东欧阵营一片寂静。 不是没有环境问题，恰恰相反。 波兰西里西亚的煤烟，捷克北波西米亚的酸雨，东德褐煤矿区的生态创伤，任何一项都远比慕尼黑街头的标语严重。 但这里没有抗议。 克劳斯对此再熟悉不过。 他在8月中旬飞往华沙，与三名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时期的情报官员见面。 其中两人已被九黎的“柏林遗产”网络收编。 “为什么你们这里没有动静？”克劳斯问。 波兰人苦笑：“因为这里的人刚从一种意识形态里爬出来，不愿意马上跳进另一种。” “环保很好，气候很重要，但我们更关心超市里有没有黄油。” “所以你们什么都不做？” “不。”年长的波兰人点燃一支烟，“我们在做你们九年前在阿富汗做的事，不是喊口号，是给生计。” 他展示了一份波兰语传单。 不是抗议北约的标语，是九黎资助的“清洁煤技术合作项目”招聘广告。 “你的同胞在慕尼黑喊美国是污染犯，”波兰人说，“我的同胞在西里西亚煤矿报名参加九黎的脱硫设备操作培训，谁更能改变地球？” 克劳斯没有回答。 他知道答案。 西贡的战略室也知道。 欧洲需要两种武器：对西欧，是唤醒内疚，对东欧，是提供饭碗。 九黎两种都有。 里约峰会过去半年，慕尼黑街头恢复平静，北约总部没人再提环境诉讼。 全球媒体的头条换成了克林顿击败老布什。 但九黎战略评估室的长桌上，摆放着半年来“柏林遗产”网络的绩效报告： 议题渗透率：西欧主要环境NGO的政策文件中，78%采用了“美国是最大排放国”“美国拒签公约损害全球合作”的叙事框架。 媒体引用量：英，德，法三国主流报纸评论版，“里约+美国”话题出现频次较峰会前增长320%。 其中明确批评美国立场的文章占61%，明确辩护的占9%，其余保持中立或技术性描述。 公众认知变化（委托第三方机构在德，法，英三国进行的抽样调查）： 认为“美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不积极的大国”的受访者比例，从91年的31%升至47%。 赞同“欧洲应在环境政策上更加独立于美国”的比例，从29%升至51%。 18-30岁青年群体中，将“环保”列为对美负面印象主要来源之一的比例，从12%升至28%。 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司93年度工作计划中，新增“跨大西洋环境政策协调评估”专题。 德国联邦议院92年秋季会期，绿党针对美国军事基地环保问题的质询案数量，创历史记录。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92年10月法美峰会上，首次在公开场合委婉敦促美国“考虑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”。 虽被老布什当场无视，但法国媒体将此解读为“欧洲不再沉默”。 报告结论由龙怀安亲笔加注： “环保不是目的，是杠杆。” “杠杆的一头是美国过剩的碳足迹，另一头是欧洲正在苏醒的主体意识。” “我们不需要制造欧美矛盾，矛盾本来就存在。” “我们只需要做那个提醒冰层正在融化的人。” 92年圣诞节前夕，柏林。 埃里希·克劳斯独自坐在前斯塔西总部大楼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。 这栋建筑如今是“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局”，每天有数百名普通公民前来查阅自己被监控的记录。 克劳斯没有进去过。 他的档案早已被九黎的技术专家从微缩胶片中“摘除”，转移到另一个永远不会公开的档案库。 窗外飘起细雪。 咖啡馆的收音机播放着德语圣诞歌曲，主持人在两首歌之间插播新闻： “美国当选总统克林顿今天表示，上任后将重新评估美国对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的立场。环保组织对此表示谨慎乐观……” 克劳斯抿了一口咖啡，已经凉了。 他想起89年11月那个夜晚，柏林墙倒塌，他站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视直播，以为一个时代真正结束了。 现在他知道，时代不会结束，只会变形。 旧的墙倒了，新的墙正在看不见的地方砌起来。 他一个被历史抛弃的前东德情报官员，正在为新墙添砖加瓦。 服务员走过来问他要不要续杯。 “不，谢谢。”克劳斯起身，“我今晚要赶火车。” “回家过圣诞？” “算是吧。” 他没有说，“家”已经不是东柏林那套分配公寓。 妻子两年前搬去了西贡，儿子在西贡国立大学读计算机专业，圣诞假期要去曼谷旅游。 他的家在九黎。 他曾经效忠的国家已经不存在。 他正在效忠的势力还没有名字，不是九黎，不是南方共同体，只是一套跨越国境的利益网络。 这个网络没有旗帜，没有国庆日，没有阅兵式。 但它有预算。 而且在克劳斯六十年人生中，第一次有人为他的专业技能付足价钱，同时不问他的政治立场，出身背景，历史污点。 这不是原谅。 这是交易。 而交易，在这个时代，比任何信仰都稳固。 雪越下越大。 克劳斯拉起大衣领口，走向车站。 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新任务简报，标题用德语写着： 《93-95：从环境议题向安全议题延伸的可行性路径》 第一节副标题： “反对北约东扩的环境主义叙事框架初构” 他买了一张去布鲁塞尔的夜车票。 欧洲的夜晚安静而寒冷，列车穿过原野，雪覆盖了一切边界。 克劳斯闭上眼睛，在车轮与铁轨的节奏中，梦见自己正将一根根看不见的丝线，系在这片大陆的每一个齿轮上。 线很细，很轻。 但需要时，轻轻一拉，整部机器都会停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