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末，北京的早晨下了一场雷阵雨。 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。 七点半，太阳出来，把湿漉漉的柏油路照得反光。 胡同里的槐树叶子洗得碧绿，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 赵四骑车去上班。 车篮里装着昨晚熬夜写的报告，用油布包着，怕淋湿。 报告标题是：《关于建设我国首条商业化芯片生产线的可行性论证及建议》。 三十七页，四万多字。 从技术路线到投资估算，从市场分析到政策建议，从人才培养到国际合作……能想到的，他都写了。 这不是他第一次写这种报告。 但这次不一样。这次不是申请科研经费，不是建议试点项目，而是要建一条真正的、能赚钱的生产线——用市场的逻辑，而不是计划的指标。 他心里没底。 基地里，陈星已经在实验室了。 这个年轻人现在养成了习惯，每天七点到，先打扫卫生，然后预习当天的工作。 见赵四进来，他放下抹布：“赵总工，早。” “早。”赵四把湿漉漉的雨衣挂起来，“其他人呢？” “陈老师去上海了，联系生产线改造的事。林工在车间，说今天要试新的光刻胶配方。杨工和张工在会议室，好像……在吵架。” “吵架？” “也不算吵，就是争论。”陈星递过一杯热茶，“关于咱们那条商业化生产线，到底该建在上海还是深圳。” 赵四接过茶杯，烫手，但暖。 他喝了口茶，走向会议室。 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的声音。 “上海有基础！“长城一号”就是在上海生产的，工人熟练，设备现成！”这是张卫东的声音，比平时高了一个调。 “但深圳有政策！税收优惠，土地便宜，离香港近，信息灵通！”杨振华的声音还是那么慢条斯理，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坚持。 “信息灵通有什么用？咱们缺的是技术，不是信息！” “技术需要市场支撑！没有市场，再好的技术也是空中楼阁！” 赵四推门进去。两人同时停下，看向他。 “吵什么呢？”赵四把报告放在桌上，“坐下说。” 三人围桌而坐。窗外，雨后的阳光透过玻璃，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。 “赵总工，您说，生产线到底该建在哪儿？”张卫东性子急，先开口。 赵四没直接回答：“说说你们的理由。” 张卫东拿出一沓资料：“上海的优势很明显。 第一，有成熟的电子工业基础，上无十九厂、上无十四厂，都是老牌企业，技术工人多； 第二，长三角配套齐全，从材料到设备，供应链相对完整； 第三，高校资源丰富，复旦、交大、同济，人才供给充足。” 他说得条理清晰，显然做了功课。 杨振华等他说完，才开口：“深圳的优势在于未来。 第一，特区政策灵活，审批快，办事效率高； 第二，毗邻香港，方便引进外资、技术、管理经验； 第三，正在规划中的科技园，理念先进，配套完善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更重要的是，深圳是市场经济的试验田。 我们的芯片要商业化，就要学会在市场里游泳。在深圳，能学到真本事。” 两人说得都有道理。 赵四看着他们，想起在深圳看到的景象——尘土飞扬的工地，简陋的工厂，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光。 那是渴望改变、渴望富裕的光。 “我两个地方都去考察过。”赵四缓缓说，“上海确实有基础，但体制僵化，条条框框多。深圳确实有活力，但基础薄弱，人才缺乏。” 他翻开报告：“所以我的建议是——双线布局。” “双线？” “对。”赵四指着报告上的图表，“在上海，依托现有国有企业，建设一条“保底”生产线，主要生产“长城二号”这种成熟产品，满足军工、科研等计划内需求。” “在深圳，新建一条“试验”生产线，采用新机制——可以是合资，可以是股份制，主要生产面向市场的产品，比如“中华学习机”的芯片，快速迭代，探索商业化路径。” 张卫东皱眉：“这样会不会资源分散？” “不会，反而能形成互补。”赵四解释，“上海生产线保证基本盘，确保国家战略需求；深圳生产线探索新路，为未来大规模商业化积累经验。两条线，两种模式，互相竞争，互相促进。”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：“这个思路……很大胆。但上面能同意吗？特别是深圳那条线，合资？股份制？这在以前可是禁区。” “所以需要论证，需要说服。”赵四合上报告，“今天下午，部里开论证会，我会把这个方案提出来。你们俩跟我一起去。” 张卫东和杨振华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紧张和兴奋。 下午两点，电子工业部的小会议室。 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多人。 有部里的领导，有相关司局的负责人，有上海、深圳两地政府的代表，还有几位老专家。 赵四坐在靠中间的位置。 他左边是上海来的王副局长，五十多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。 右边是深圳来的陈干部——就是上次接待他的那位，今天特意穿了西装，但领带打得歪歪扭扭。 会议开始，主持的是部里的刘副部长，赵四在深圳考察时见过的。 “今天这个会，很重要。”刘副部长开门见山，“咱们国家搞芯片搞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是科研驱动，国家投入。 现在形势变了，国际技术发展太快，光靠国家投入，跟不上。 所以赵四同志提出，要建商业化生产线，要面向市场。 这个思路，有很大争议。今天大家畅所欲言，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。” 第一个发言的是上海的王副局长。 “各位领导，各位同志，我先说说上海的情况。” 他声音洪亮，带着上海口音，“上海电子工业，经过二十多年发展，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。 从材料、设备到设计、制造，都有基础。 特别是微电子这一块，“长城一号”就是在上海生产的，良品率从最初的5%提高到现在的38%，这个成绩，来之不易。” 他顿了顿，看向赵四：“赵四同志提出双线布局，我原则上同意。 但我想问一句：深圳那边，有什么基础？ 要人才没人才，要设备没设备，要市场…… 国内市场现在需要芯片吗？“中华学习机”才生产了一百台，卖出去多少？有数据吗？” 问题很尖锐，直指要害。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赵四。 赵四不慌不忙，翻开笔记本：“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。 “中华学习机”试生产一百台，全部捐赠给学校试用。 三个月来，我们收到反馈表八十七份。 其中，教师和学生的满意度是92%，主要意见集中在键盘和显示器，对芯片本身，零投诉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至于市场需求，我给大家看几个数据。” 他让陈星把准备好的图表挂在墙上。 第一张是国际个人计算机销量增长曲线，从1977年到1979年，几乎是指数级增长。 “这是苹果、康懋达、IBM这些公司的销量。1979年，全球个人计算机销量预计突破一百万台。每台计算机，都需要芯片。” 第二张图是国内潜在需求估算。 “根据我们对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工厂的调研，未来三年，国内对微型计算机的需求量至少在五千台以上。 按每台需要一块CPU、若干块存储芯片和外设芯片计算，芯片需求总量超过十万片。” “十万片？”有人惊讶，“咱们现在一年才生产多少？” ““长城二号”目前小批量试产，一个月最多五百片。”赵四说，“远远不够。” 王副局长皱眉：“就算有需求，凭什么认为市场会选择我们的芯片？英特尔、ZilOg的芯片更成熟，更便宜。” “就凭两点。”赵四伸出两根手指，“第一，自主可控。军工、科研等敏感领域，必须用国产芯片。 第二，价格优势。如果我们实现规模化生产，“长城二号”的成本可以降到进口芯片的60%。” “规模化？多大规模？”有人问。 “一期目标，月产一万片。”赵四说。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。月产一万片，是现在产量的二十倍。这需要多大的投资？多大的市场？ 深圳的陈干部这时举手：“我可以说几句吗？” 刘副部长点头：“陈同志，你说。” 陈干部站起来，有些紧张，但声音很坚定：“各位领导，我是深圳来的。深圳现在什么样？很多人可能觉得，就是个大工地，到处尘土飞扬。没错，是这样。但我们有一样东西——决心。”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是深圳河两岸的对比图。 “这是深圳河，这边是咱们，那边是香港。三十年前，两边差不多穷。现在呢？那边高楼大厦，咱们这边还是农田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搞了市场经济，搞了出口加工，搞了技术创新。” 他把照片传给大家看：“咱们现在搞特区，就是要探索一条新路。赵工说在深圳建芯片生产线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我们没有人才？可以培养！没有设备？可以引进！没有市场？可以开拓！” 他越说越激动：“但如果我们连试都不敢试，那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。芯片是什么？是信息时代的基础。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这个基础，咱们必须自己打！” 会议室里安静了。这个来自特区的基层干部，用最朴素的语言，说出了最关键的道理。 接下来是专家发言。几位老专家意见分歧很大。 “我支持商业化。”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，“科研要和产业结合，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。关起门来搞研究，没有出路。” “但我担心，商业化会冲击军工和科研。”另一位老专家忧心忡忡，“芯片是战略物资，怎么能完全交给市场？万一市场波动，生产线停了，国防需求怎么办？” “所以要双线布局。”赵四再次强调，“上海线保战略，深圳线闯市场。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” 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。支持者、反对者、观望者，各抒己见。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茶杯续了又续。 最后，刘副部长总结：“大家的意见我都听到了。争论的核心，其实是两个问题：第一，芯片这种战略物资，能不能市场化？第二，如果能，怎么市场化？” 他看向赵四：“赵四同志，你的双线布局方案，是一个折中的思路。但我问你一个最实际的问题——钱从哪儿来？” 这个问题，赵四早有准备。 “三条渠道。”他说，“第一，国家投资，主要用于上海生产线的技术改造，确保战略需求。第二，银行贷款，主要用于深圳生产线建设，按商业项目运作。第三，引进外资，可以是合资，可以是技术合作，解决资金和技术缺口。” “引进外资？”王副局长皱眉，“芯片技术这么敏感，让外国人参与，安全怎么保证？” “所以我们主张合资，而且中方控股。”赵四说，“技术可以引进，但核心必须自主。就像汽车工业，引进生产线，但国产化率要逐步提高。” 又是一轮争论。关于外资比例，关于技术转让，关于市场换技术……每个问题都牵扯着复杂的利益和考量。 会议开到下午六点，还没结束。刘副部长宣布休会，明天继续。 走出部里大楼，天已经暗了。晚风吹来，带着白天的余热。 陈星跟着赵四，轻声问：“赵总工，您觉得……能成吗？” 赵四点了支烟——他很少抽烟，但今天破例了。烟雾在暮色里散开。 “不知道。”他实话实说，“但我必须说。有些话，现在不说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说了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时代在变。”赵四望着街上的车流，“你看见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了吗？五年前，街上没这么多自行车。三年前，开始有人穿牛仔裤。去年，出现了私人饭馆。变化在发生，只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。” 他把烟掐灭：“芯片商业化，也是变化的一部分。现在不提，等别人提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晚了。” 陈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 回到基地，实验室的灯还亮着。林雪从车间出来，脸上沾着油污：“赵总工，新光刻胶测试结果出来了，缺陷率降低了40%！” “好！”赵四精神一振，“具体数据呢？” “在这儿。”林雪递上记录本，“还有，陈老师从上海打电话来，说生产线改造方案初步确定了，投资估算比预想的低15%。” 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。赵四看着这些奋战在一线的战友，心里涌起暖流。 他们是技术的基石，是梦想的实践者。 而他要做的，是为他们扫清障碍，铺平道路。 哪怕这条路，布满荆棘。 晚上九点，赵四回到家。平安已经睡了，桌上留了张纸条：“爸爸，饭在锅里热着。奶奶说您今天开会累，让您早点休息。” 字迹工整，是平安写的。赵四看着纸条，眼眶有点热。 他轻手轻脚走进卧室。苏婉清在灯下看书，见他回来，放下书：“回来了？吃饭了吗？” “还没。” “我去热。”苏婉清起身。 “我自己来。”赵四拉住她，“你坐，我跟你说说话。” 两人坐在床沿。赵四把今天开会的情况简单说了说。 “争论很大吧？”苏婉清问。 “嗯，计划与市场的争论，本质是发展道路的争论。”赵四揉着太阳穴，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走钢丝的人，左边是深渊，右边是悬崖。” “但你还是走了。”苏婉清握住他的手，“因为你相信，钢丝的那头，是更好的未来。” 赵四看着她。灯光下，妻子的眼角有了细纹，但眼神依然清澈坚定。 “婉清，你说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？”他轻声问，“总想一步到位，总想面面俱到。” “理想主义有什么不好？”苏婉清微笑，“如果没有理想主义者，世界就不会进步。就像医学，如果没有那些理想主义的医生，很多病现在还是绝症。” 她顿了顿：“但理想主义要接地气。你的双线布局，就很接地气——既照顾现实，又着眼未来。” “可很多人不这么看。” “那就说服他们。”苏婉清说，“用数据，用事实，用成果。就像我们医生，要说服病人接受新疗法，就要拿出治愈的案例。” 她起身去热饭：“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说服别人。” 简单的饭菜：米饭，炒土豆丝，一碗西红柿鸡蛋汤。 赵四吃得很香。家的温暖，让他疲惫的身心得到慰藉。 吃完饭，他继续修改报告。 夜深了，窗外传来虫鸣。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他写下最后一句话： “芯片产业商业化，不是选择题，是必答题。 答得好，中国将在信息时代占据主动；答不好，我们将再次错过历史机遇。 这条路很难，但我们必须走。因为身后，是几代技术人的心血；前方，是一个民族的未来。” 写完，他放下笔，走到院里。 夜空晴朗，繁星点点。北斗七星清晰可见，指向北方。 他想起了楚老。如果楚老还在，会支持他吗？ 会的。楚老说过：“技术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。” 商业化，让技术走进千家万户，就是最好的服务。 夜风吹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 赵四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渐渐坚定。 明天的论证会，不管多难，他都要坚持下去。 因为这条路，不仅关乎芯片，关乎产业，更关乎这个国家在新时代的选择。 而他们这一代人，有幸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。 必须选对。 必须走好。 如此，才不负这个时代，不负那些仰望星空的夜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