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初，北京还刮着料峭的春风。 赵四收拾行李时，平安趴在床边看：“爸，深圳在哪儿？” “在广东，最南边，挨着香港。”赵四把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帆布包，“坐火车要两天一夜。” “那么远啊……”平安托着腮，“那里有海吗？” “有，南海。”赵四摸摸儿子的头，“等爸爸回来，给你带贝壳。” 苏婉清在一旁叠衣服，轻声问：“这次去多久？” “半个月左右。考察团行程排得满，要去深圳、珠海、汕头三个特区看看。”赵四拉上包链，“主要是学习经验，看看特区怎么搞，对咱们电子产业发展有什么启发。” 张氏从里屋走出来，手里拿着几个煮鸡蛋：“带着路上吃。南方热，注意别中暑。” “妈，您别忙了。”赵四接过鸡蛋，“我这一走，家里就您和婉清、平安……” “放心去。”张氏摆摆手，“工作重要。” 赵四鼻子一酸。 现在自己四十多了，还要母亲操心。 “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别误了火车。”张氏转过身，偷偷抹了下眼角。 火车站，月台上挤满了人。 考察团二十多人，大多是各部委的干部，也有几个像赵四这样的技术专家。 团长姓刘，五十多岁，说话带点南方口音：“大家抓紧上车，咱们这趟是硬卧，条件艰苦，克服一下啊。” 赵四的铺位在下铺。 刚放好行李，对面铺位的人也上来了，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看着不到三十。 “您是赵四同志吧？”年轻人主动伸手，“我叫李文斌，计委的，早就听说过您。” 两人握手。火车缓缓启动，北京站渐渐后退。 “赵工，我读过您写的《关于发展民用电子工业的建议》，很有远见。”李文斌从包里拿出几份材料，“这次去特区，我就是想看看，您说的"市场活力"到底是什么样。” 赵四笑了：“我也在摸索。理论是理论，实际是实际。” 火车咣当咣当地行驶。窗外，北方的田野还是一片枯黄，偶尔能看到农民在整地，准备春耕。 夜里，赵四睡不着，爬起来坐在窗边。李文斌也没睡，递给他一支烟。 “不会。”赵四摆手。 “我也不抽，装着应酬用。”李文斌把烟收起来，“赵工，您说特区能成吗？现在争议很大，有人说这是"资本主义复辟"。” 赵四望着窗外的黑暗：“我不知道能不能成。但我知道，再按老路子走，肯定不成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咱们搞芯片，搞计算机，最缺什么？不是技术，不是人才，是市场。没有市场，技术就没办法迭代，人才就没办法成长。特区，也许就是培育市场的试验田。” 李文斌若有所思：“可万一试错了呢？” “试错也比不试强。”赵四说，“咱们中国人不笨，也不懒，缺的是机会。给点阳光，就能灿烂。特区，就是那缕阳光。” 两人聊到后半夜。李文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学经济，满腔热血想为国家做点事。赵四从他的眼睛里，看到了陈星那种光——那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光。 第二天下午，火车进入湖南。南方的绿意扑面而来，水田像镜子一样，倒映着天光。农民在田里插秧，弯腰，起身，动作整齐如舞蹈。 “看，拖拉机！”平安指着窗外。 确实，田埂上停着几台拖拉机，虽然老旧，但实实在在的机械化。赵四想起在陕北时，老乡们还是靠人拉犁。 地域差距，发展差距，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。 而这，正是他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。 第三天傍晚，火车抵达广州。 南方的热浪涌进车厢，混着潮湿的空气，像一床湿棉被裹在身上。考察团在广州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坐上前往深圳的大巴。 路很颠簸，是土路，还没修成柏油路。车窗外，景象渐渐变化——农田少了，工地多了。到处是脚手架，是推土机，是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忙碌。 “这就是深圳？”车上有人问。 “深圳原来是个县，现在划了特区，327平方公里。”刘团长介绍，“中央给了政策，可以吸引外资，可以搞来料加工，可以尝试新的经济模式。” 赵四看着窗外。尘土飞扬中，能看到几栋正在建的高楼，但更多的是简陋的工棚。路边有小摊贩，卖茶水，卖香烟，卖煮玉米。人们行色匆匆，脸上有疲惫，也有期待。 下午，考察团来到深圳河边。 河不宽，水浑浊，缓缓流淌。河对岸，就是香港。能看见高楼大厦，能看见车水马龙，能看见繁华——与这边工地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。 一个当地干部来接待，姓陈，四十来岁，皮肤黝黑，说话声音很大：“欢迎各位领导！咱们这儿条件艰苦，多包涵！” 他带大家参观。所谓的“特区”，现在其实还是一片大工地。有几个“三来一补”工厂——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，生产服装、玩具、塑料花。机器大多是香港淘汰的旧设备，工人大多是本地农民或内地来的打工者。 赵四走进一家电子装配厂。车间里，几十个女工坐在流水线前，组装收音机零件。动作熟练，但面无表情。 “她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？”赵四问。 “十个小时，有时候赶工，十二个小时。”陈干部说，“工资嘛，比种地强，一个月六十块。” 赵四算了算。六十块，在北京刚够一个人吃饭，在这里却能养一家人——因为物价低。 “技术含量高吗？” “不高，就是拧螺丝，焊焊点。”陈干部实话实说，“核心零件都是从香港运来的，咱们只负责组装。但能赚外汇，能解决就业，这就够了。” 赵四没说话。他走到一个女工身边，看她操作。女孩十八九岁，手指灵巧，几秒钟就装好一个电容。但她显然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，只是机械地重复。 这就是“电子加工贸易”的起点——最底层，最辛苦，但也是第一步。 晚上，考察团住在临时招待所。说是招待所，其实是个两层小楼，房间很小，只有床和桌子，风扇呼呼地转。 赵四洗了澡，坐在桌前写笔记。李文斌敲门进来，一脸兴奋。 “赵工，我下午去看了几个基建项目，了不得！深南大道要修成八车道，比长安街还宽！还有，听说要建中国第一高楼，五十多层！” “钱从哪儿来？”赵四问。 “银行贷款，外资，还有国家拨款。”李文斌坐下来，“关键是政策灵活。比如土地，可以出租，可以转让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 他压低声音：“我还听说，有些香港商人，想把电子厂搬过来。不是组装，是真正的制造，有技术含量的。” 赵四眼睛一亮：“具体什么厂？” “做电视机的，做录音机的，还有……做计算器的。”李文斌说，“但人家有顾虑，怕政策变，怕配套跟不上，怕技术工人不够。” 赵四在笔记本上记下：计算器、配套、技术工人。 “赵工，您说，如果咱们的"中华学习机"拿到这儿来生产，成本能降多少？”李文斌忽然问。 赵四心算了一下：“人工成本能降一半，厂房租金便宜，税收还有优惠……总体成本能降40%左右。” “那价格就能打下来了！”李文斌激动地说，“一千块降到六百块，普通家庭就买得起了！” “但前提是，咱们的技术要过关，质量要稳定。”赵四冷静地说，“不能光靠便宜，得靠好用。” 正说着，陈干部敲门进来，手里提着几个椰子：“来来，尝尝咱们南方的椰子，解暑！” 三人坐在走廊里，吹着夜风，喝椰子水。 “陈同志，你在深圳多久了？”赵四问。 “土生土长。”陈干部用刀劈开椰子，“我原来是渔民，在海上打鱼。后来特区成立了，让我当干部。我不懂经济，不懂管理，就知道一点——不能再穷下去了。” 他喝了一大口椰子水：“对岸香港，六十年代跟咱们差不多穷。现在呢？高楼大厦，小汽车，电冰箱。咱们为什么不行？” “政策不一样。”李文斌说。 “对，政策！”陈干部一拍大腿，“现在中央给了政策，就看咱们怎么用了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：先把人引来，把厂建起来，把经济搞活。有了钱，再搞教育，搞科技，搞研发。” 他看向赵四：“赵工，您是专家，您说，这条路对吗？” 赵四想了想：“大方向对。但要注意两点：第一，不能只做低端加工，要往高端走；第二，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，不能总依赖外人。” “您说到点子上了！”陈干部激动起来，“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！那些香港厂，管理层都是香港人，核心技术不教给咱们。工人只会操作，不懂原理。这样下去，永远是给人打工。” 夜风吹过，带着海腥味。远处工地上，灯还亮着，夜班工人在赶工。 “陈同志，如果我说，我们可以派人来，帮你们培训技术工人，你愿意吗？”赵四忽然问。 “当然愿意！”陈干部站起来，“求之不得！你们需要什么条件？场地？设备？经费？我们想办法！” 赵四笑了：“条件可以谈。但我想的是更长远的事——在深圳建一个电子技术培训中心，培养芯片设计、电路板制作、软件编程的人才。这样，等外资工厂来了，咱们有人才可用；等咱们自己的工厂建起来，更有基础。” 李文斌眼睛亮了：“这个想法好！培训中心可以和企业合作，一边培训，一边接订单，自己养活自己。” “还可以和高校合作，搞产学研结合。”赵四补充，“深圳离香港近，信息灵通，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。咱们可以根据需求，定向培养人才，开发产品。” 三人越聊越兴奋。椰子水喝完了，又倒了白开水，继续聊。 陈干部拿来地图，铺在桌上。赵四在上面画圈：“这里是培训中心，这里是配套工厂，这里是研发基地……形成一个小的电子产业生态。” “钱呢？”李文斌现实地问。 “国家拨一部分，企业投一部分，自己挣一部分。”赵四说，“关键是先干起来。有了雏形，才能吸引更多资源。” 墙上的钟指向十二点。工地上，打桩机的声音隐约传来——咚，咚，咚，像这个特区的心跳。 “赵工，您这话，给我吃了定心丸。”陈干部握住赵四的手，“我以前总觉得，搞特区就是盖楼、修路、开工厂。现在明白了，最根本的是培养人。有人，才有一切。” “对，有人才有一切。”赵四重复道。 夜深了，各自回房。赵四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，睡不着。 他想起了北京。想起了香山基地的实验室，想起了“长城二号”芯片，想起了围着“中华学习机”的孩子们。 那些是种子，是希望。 而深圳，是土壤，是试验田。 把种子播在合适的土壤里，给予阳光雨露，它们就会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 这不是幻想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 第二天，考察团继续参观。赵四特意去看了规划中的科技园区——现在还是一片荒地，但图纸上已经画好了道路、厂房、办公楼。 “这里，将来要建电子大厦。”陈干部指着图纸，“二十层，全玻璃幕墙，里面都是高科技公司。” “什么时候动工？” “明年。”陈干部说，“赵工，等你们培训中心建起来，我第一个给你们留位置！” 赵四笑着点头。他知道，这个承诺很重，但也很真诚。 离开深圳前，赵四去了一趟海边。 南海辽阔，波涛汹涌。海风很大，吹得衣服猎猎作响。远处，渔船点点，渔民在撒网。 一个老渔民在补网，见赵四过来，抬头笑了笑：“同志，看海呢？” “老人家，在这儿打渔多久了？” “一辈子喽。”老人手上的动作不停，“我爷爷在这儿打渔，我爸爸在这儿打渔，我也在这儿打渔。但现在，打渔的人越来越少喽，都去工厂了。” “您觉得是好是坏？” 老人想了想：“说不清。工厂挣钱多，但累，不自由。打渔自在，但穷，看天吃饭。” 他补好一个破洞，抬起头：“不过，我孙子在学电子，说以后要造什么……计算机。我不懂，但孩子喜欢，就让他学吧。时代变了，不能总打渔。” 赵四心里一震。是啊，时代变了。 从渔船到工厂，从工厂到计算机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，但向上的心，是一样的。 “老人家，您孙子多大了？” “十六，在技校。”老人骄傲地说，“老师说他有天赋，一学就会。” “那让他好好学。”赵四认真地说，“计算机是未来，学好了，大有可为。” “借您吉言！”老人笑了，露出缺了的门牙。 离开时，赵四在沙滩上捡了几个贝壳，准备带给平安。贝壳很普通，但在阳光下泛着五彩的光。 就像这片土地，普通，但充满希望。 回北京的路上，赵四一直在写。写考察报告，写培训中心方案，写电子产业发展建议。 李文斌凑过来看：“赵工，您这写得……也太细了吧？” “不细不行。”赵四头也不抬，“特区的事，多少人盯着。咱们得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，不能光喊口号。” “您觉得……上面能批吗？” “不知道。”赵四停下笔，“但不管批不批，咱们先做准备。技术培训、教材编写、师资培养……这些事，现在就可以做。” 他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：“李文斌，你信不信，十年后，深圳会是中国电子产业的中心？” 李文斌想了想：“我信。因为那里有您这样的人在谋划，有陈干部那样的人在实干，有千千万万想改变命运的人在奋斗。” 赵四笑了。 是啊，有人谋划，有人实干，有人奋斗。 这三股力量汇在一起，就是时代的洪流。 而他们，正站在这洪流的起点。 火车向北，向南方的风渐渐远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