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过了几年，因前任科长调任，加之他在几次学生闹事处理、经费核算中表现出难得的细致和稳妥，上司赏识，同僚间也无太大反对，这才在去年，也就是1932年，被擢升为第三科科长，主管庶务、会计、出纳及部分学产管理——一个事务繁杂、油水不多但责任不小的位置。 在祖父和海淀镇林家亲友眼里，这就已经是“光耀门楣”的大出息了。 能凭读书考学，不靠祖荫（林家也无荫可庇）不靠巨款捐纳（林家也捐不起大官），在堂堂北平市政府里做个正经的科长，管着一摊子事，月月有稳定的“官俸”可拿，这就是老林家几代人“诗书传家”结出的最实诚的果。 更别提，还在北平城里、紧挨着教育部衙门的“教育部街”上，有了这么一座独门独院的宅子。 每次林崇文回乡省亲，镇上的乡绅、族老们都会高看一眼，言语间满是羡慕与恭维。 这宅子，不仅仅是住所，更是林家在从“乡下土财主”向“城里体面人家”跃升过程中，最直观、最硬气的一块招牌。 傍晚的街上很安静，只有几户人家门口亮起了电灯，昏黄的光晕在渐浓的暮色中晕开。 隔壁院里传来留声机咿咿呀呀的唱腔，是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，给这静谧的街巷添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浮华气息。 林怀安付了车钱，提着藤箱，站在门前，竟有些恍惚。 不过离开一个半月，这熟悉的门庭却让他感到一丝微妙的疏离。 门里是他循规蹈矩、被父亲规划得清晰明确的人生轨迹，而门外，是他刚刚经历的、混杂着乡土苦难、市井算计与国族危亡气息的驳杂世界。 两者之间，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。 他定了定神，抬手叩响门环。 “谁呀？” 门里传来一个中年妇人的声音。 父亲林崇文只是市政府里一个谨小慎微的科长，薪俸有限，家里用不起全职的管家仆人，只请了一位姓王的妈子，每日白天来帮忙洗衣做饭、打扫庭院，晚上便回自己家去。 “王妈，是我，怀安。” “哎呀，是少爷回来了！” 门吱呀一声开了，王妈那张圆润朴实的脸出现在门后，满是笑意，“老爷太太念叨一天了，快进来！ 太太在厨房盯着火呢，说给您炖了汤。” 林怀安跨过门槛，熟悉的庭院映入眼帘。 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 正房三间，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兼偶尔的客房，西厢房是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屋子。 没有影壁，进门便能看到正房门口那棵有些年岁的石榴树，此时已挂了果，沉甸甸地压在枝头。 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，透着一股中下层官吏家庭特有的、精心维持的体面与清寂。 “怀安？” 继母王氏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 她穿着半旧的阴丹士林布旗袍，头发在脑后挽了个简单的髻，脸上带着操劳惯了的、温柔而略显疲惫的神色，看到儿子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“可算回来了！瘦了些，在海淀吃了不少苦吧？ 瘦了，也黑了。在铺子里吃了不少苦吧？你二叔也真是的，让你干那些粗活……” “娘，我不苦，二叔和婶子都很照顾我。” 林怀安忙道。 “汤马上就好，一会就吃饭，你爹在书房，快去见见，这一身尘土。” 王氏推着他往正房方向去，又对王妈吩咐，“王妈，把少爷的箱子拿屋里去，再把那盆热水端来，让少爷擦把脸。” 林怀安知道母亲的脾气，便不再坚持，转身向东厢房走去。 父亲林崇文的书房门虚掩着，里面透出灯光和淡淡的烟丝味道。 父亲偶尔会抽一袋水烟，那是他少有的、略显奢侈的嗜好，通常只在深思或疲惫时才用。 林怀安在门口站定，抬手，轻轻叩门。 “进来。” 父亲的声音平稳地传出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 推门进去，父亲正坐在书桌后的藤椅里，就着那盏绿色玻璃罩的台灯看一份文件。 灯光下，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中山装——这是他在市政府里的标准装扮，既不过时，也不出挑，符合他低调谨慎的性子。 他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，眉头微蹙，似乎在斟酌文句。 听到林怀安进来，他放下文件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。 “父亲，我回来了。” “嗯，坐。” 林崇文指了指书桌对面那把榆木椅子，语气平淡，是惯常的父子相处模式。 林怀安坐下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。 一个半个月的分别，隔开的似乎不仅是时间，还有经历带来的无形沟壑。 他想说北安河的见闻，想说铺子里的风波，想说报纸上那血腥的消息，但话到嘴边，又觉得这些沉重驳杂的东西，与书房里这安静到近乎凝滞的空气格格不入。 林崇文也没有催促，只是拿起桌上的白铜水烟壶，慢条斯理地装上一小撮烟丝，用纸媒子点燃，咕噜咕噜地吸了一口。 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，模糊了他脸上惯有的那种谨慎而略显严肃的神情。 “在海淀这一个半月，感触颇深吧？” 还是林崇文先开了口，语气像是上级询问下属的工作，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关心。 林怀安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。 他讲得比在母亲面前更条理些，也更克制些，但那些核心的见闻与冲击是无法掩饰的：北安河赤贫的震撼与“识字班”的天真挫败，铺子里银钱往来的算计与人情世故的冷暖，同行竞争的暗流，以及今日报纸上那触目惊心的密云惨案。 他努力想让自己的叙述显得客观，但说到铁柱家被高利贷逼迫的绝望，说到“哭婆”演技下的算计，说到那“二百五十多”这个数字时，声音仍不免微微发颤，放在膝上的手也不自觉地握紧。 林崇文静静地听着，偶尔吸一口水烟，烟雾后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儿子，没有打断，也没有流露过多的情绪，仿佛在听下属汇报一件棘手的公务。 只有当林怀安提到“福瑞祥”钱掌柜上门施压时，他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；提到密云惨案时，他拿着纸媒子的手停顿了片刻。 林怀安讲完了，书房里只剩下水烟壶里液体翻滚的咕噜声，和窗外偶尔传来的、极远处的市声。 沉默在蔓延，但这次的沉默，与以往父子间因隔阂而无话可说的沉默不同。 这次的沉默里，流淌着林怀安那些未经完全消化的震撼、困惑与寻求答案的渴望，也沉淀着林崇文数十年来在宦海与俗世中沉浮所积累的、复杂而审慎的思量。 “铁柱家那五块钱，后来如何了？” 林崇文忽然问，问题精准地指向了一个具体的、可操作的细节，而非那些宏大的感慨。 林怀安略感意外，答道：“暂时解了燃眉之急，还了部分利息，刘三没再立刻逼债。 但……如您所知，高利贷是饮鸩止渴，那点钱，改变不了根本。” “嗯。” 林崇文点点头，又问，“那个装可怜要钱的"哭婆"，后来还来铺子吗？” “又来过两次，但老张没再给钱，只给了点剩饭。她后来就不来了。” “那个用劣钱换钱的客人呢？” “再没见过了。” 林崇文不置可否，又问，“你二叔应对钱胖子，后来用了什么法子？” “二叔说，不惹事，不怕事。 他降价是他的事，我们只管做好自己的货品和服务。 若是造谣生事或动用下三滥手段，再想法子应对。” “你二叔是生意人，他的法子，是生意场上的法子。” 林崇文将水烟壶轻轻放下，发出“嗒”的一声轻响，“那你觉得，这法子如何？” 林怀安沉吟了一下：“在商言商，二叔的法子稳妥，是长久之计。 但……总觉得有些被动，若对方不守规矩，步步紧逼呢？” “步步紧逼？” 林崇文嘴角似乎弯起一个极淡的、近乎讽刺的弧度，“这世道，处处都是步步紧逼。 日本人逼过来，是明枪；生意场上的倾轧，是暗箭；衙门里的倾轧，是软刀子。 被动？ 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不出大错，已是不易。 你二叔在商海浮沉二十年，深知"稳"字之要。 有些时候，退一步，慢一步，看似被动，反而是保全之道。” 这话说得平淡，但林怀安却听出了话外之音。 父亲在市政府那个位置，想必每日面对的，也是各种或明或暗的“步步紧逼”，他的“稳”与“慎”，恐怕正是这样历练出来的。 祖父当年倾尽积蓄，甚至借了债，为他“捐”得这个科长的缺（当时虽已有学堂，但实缺难得，捐纳仍是途径之一），看中的不就是这份衙门里的“稳当”与“体面”吗？ 这份“体面”，是林家在海淀镇乡亲面前挺直腰杆的资本，也是父亲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与枷锁。 “那……密云的事呢？” 林怀安终于问出了压在心底最沉重的问题，声音有些发干，“父亲，报纸上写的……都是真的吗？ 死了那么多人，就这么……算了吗？ 我们……就这么看着吗？” 林崇文没有立刻回答。 他重新拿起水烟壶，却没有点燃，只是用手指慢慢摩挲着冰凉的壶身。 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台灯的光晕将他半边脸照得清晰，半边脸隐在阴影里。 “怀安，” 良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低沉了几分，“你觉得，你爹我这个小小的市教育局第三科的科长，手里有几条枪？能调动几兵几卒？” 林怀安一滞。 “我每日经手的，是各学校的经费预算、教职员薪俸审核、课本审定、学产管理……最要紧的，也不过是筹划秋季各校的开学事宜，防止学生闹事。” 林崇文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深深的疲惫，那是日复一日案牍劳形、如履薄冰积累下的倦意，“密云的惨案，是真的。 但真的，又怎么样？ 报上登了，是新闻。 不登，就没人知道了吗？ 知道了，又能怎样？ 外交部的大员们尚且只能抗议、交涉，我一个管学校杂务的科长，除了看着，还能做什么？ 我每月那点微薄薪俸，要养家，要应付同僚上司的人情往来，要维持这教育部街的体面，还要按时寄钱回海淀，帮你爷爷撑着他那点"诗书传家"的门面……怀安，你说，我能做什么？” 这一连串平静甚至有些冷漠的反问，像一盆冰水，浇在林怀安心头那团灼热的困惑与愤懑上。 他张了张嘴，却发现无言以对。 父亲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沉甸甸地压在现实的土地上，让他那些基于热血与义愤的诘问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 “所以，就什么都不做吗？” 林怀安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不甘。 “做？” 林崇文抬起眼，目光锐利地看向儿子，“怎么做？ 像你那些同学一样，上街游行？ 喊喊口号？ 然后被警察驱散，抓几个带头的人，关上几天，再让学校家长去保释出来？ 除了在档案上留下污点，除了让家人担惊受怕，除了给上司和同僚添些谈资和麻烦，能改变什么？ 能让密云的死人复生？ 能让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掉头？” 他的语气并不激烈，甚至算得上平缓，但字字句句，都像针一样，刺在林怀安心上。 “怀安，你长大了，看到了一些事，有了一些想法，这很好。 但想法归想法，现实归现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