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，大明宫，紫宸殿。 朝会的气氛，因一份奏疏而变得有些微妙。这份由司徒、相王李瑾领衔，狄仁杰、李昭德等数位重臣联署的奏疏，内容并非关乎边患、河工或赋税，而是提出了一个在多数朝臣看来颇为“务虚”、甚至有些“离经叛道”的倡议——奏请朝廷正式下诏，明确鼓励、支持并系统规划与万国之间“非以朝贡为限，而基于学问之道”的广泛交流，并提出了一个核心理念：“学问之道，无分畛域；知识之利，天下共之。” 奏疏中详细阐述了设立“四方学馆”接纳留学生、建立“四方译馆”翻译外邦典籍以来的成果与面临的挑战，进而提出，应将这种文化交流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系统构建一个面向已知世界的知识汇聚、整理、研究、传播体系。奏疏建议：扩大译馆规模，设立专项“译学基金”奖励优秀译著；在“四方学馆”基础上，设立更高层级的“天下学馆”，延聘中外博学之士为博士，不仅教授外邦学子，也允许、鼓励大唐学子入学，选修外邦语言、历算、医药、地理等“实学”；定期举办中外学者参与的“论学大会”，辩论切磋；建立系统的外来典籍收藏、编目、研究制度；甚至提议，在保护核心技艺的前提下，有限度、有选择地向“慕风向化、有约之国”输出部分非涉密的通用知识，如图书、农书、基础算学、通用医药方剂、改良农具图样等，以彰显“王道荡荡，泽被苍生”之胸怀。 奏疏最后，以李瑾的口吻，写下了那段在后世被反复引述、也引发了无数争论的话： “臣闻，江河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深；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。今我大唐，国势日隆，文教昌明，四夷宾服，万国来朝，此诚千古未有之盛世。然，盛世之基，在于民生；民生之本，在于百工；百工之进，在于格物；格物之源，在于学问。学问之道，如活水长流，贵在交融，忌在壅塞。” “上古圣人，观天察地，制器尚象，未尝固守一隅。丝路迢迢，既有胡商之宝货，岂无他邦之智珠？佛经东来，滋养中土千年，此知识无界之明证也。今有异域之算学，可补我“周髀”、“九章”之微瑕；有他邦之医药，或可疗我未明之沉疴；有远方之工巧，或可启我百匠之新思。此皆天赐之学，岂因言语隔阂、山河遥远而弃之如敝履？” “或言：“夷狄之有学，何足道哉？中华文物，自足用矣。”此言差矣。夷夏之辨，在文德，非在血胤，更非在知识。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强兵富国；孝文帝迁都汉化，国祚延绵。皆善学者也。今我天朝，怀柔远人，非徒以兵甲之利，更应以文明之盛、学问之公。使彼知我之强，非特强在甲兵，尤强在能聚天下智慧以为我用，能化万邦精华以壮我身。” “故臣斗胆进言：当倡“天下学”之风。学问乃天下之公器，知识乃人类之共财。大唐既为天下之中，当有海纳百川之气度，熔铸万国之胸襟。开馆纳学，译介万卷，非为媚外，实为自强；非为炫耀，实为求真。愿我朝堂，不以华夷之见锢聪明，不以古今之论限耳目。广开言路，博采众长，使长安、洛阳，不仅为万国商旅汇聚之都，更为天下学问朝宗之海。如此，则我大唐文明，方能如源头活水，奔流不息，历久弥新，永为天下仰望之灯塔。” 这篇奏疏，文采斐然，立意高远，但其中“知识无国界”（虽未直说此四字，但其意昭然）、“学问天下之公器”等观点，无疑是对传统“华夷之辨”、“重道轻器”、“重义轻利”观念的强烈冲击。尤其是主张主动、系统地学习外邦“技艺”，甚至有限输出知识，在不少恪守“祖宗成法”、“圣贤之道”的保守派官员看来，简直是“用夷变夏”、“本末倒置”的狂悖之言。 果然，李瑾话音落下，将奏疏交由内侍呈递御前后，殿中便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。旋即，便有官员出列反对。 “陛下！司徒之言，看似堂皇，实则谬矣！”一位出身山东士族、以经学著称的老臣，颤巍巍出列，语气激动，“圣人云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又云：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今司徒竟倡言学问无分畛域，知识天下共之，岂非将圣人之道，与蛮夷之术等同视之？长此以往，必使纲常沦丧，礼崩乐坏！我中华文物典章，自足垂范万世，何必求诸四夷？况且，技艺乃小道，偶有奇巧，何足挂齿？若因贪图奇技淫巧，而动摇根本，实乃舍本逐末，臣万万不敢苟同！” 另一位掌管礼仪的官员也附和道：“陛下，四夷来朝，学习圣人之道，此乃王道教化，天经地义。然主动以其粗鄙之术教之，甚至与之论学，岂非自降身份？况技艺之事，关乎国本，岂可轻示于人？若彼等学我之长，反制于我，如之奈何？司徒所请，实有开门揖盗、泄密资敌之嫌！” “臣附议！”又有官员出列，“且设立“天下学馆”，延聘外邦之人为博士，与我大唐士子同堂授业，成何体统？国子监、太学，乃国家储才重地，士子清贵，岂能与夷狄之徒混杂？此非但淆乱学统，更恐滋生事端，有辱斯文！至于译书之费、建馆之资，如今各处用度浩繁，水利、边防、赈济，在在需钱，岂可浪费于此类不急之务？” 反对之声，大多集中在“华夷之防”、“道器之辨”、“泄密之虞”、“耗费国帑”以及“淆乱学统”几点上，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，尤其是清流、保守派官员的普遍忧虑。 李瑾神色不变，静静听着。待反对之声稍歇，他方才出列，向御座上的武则天行礼，然后转身面向众臣，声音清朗而坚定： “诸公之忧，瑾非不知。然，诸公只见其弊，未见其利，更未察当今之世，已非昔年可比。” 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殿中诸臣：“华夷之辨，首在文明高下，而非血统地域。我华夏文明，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，正在于其有包容并蓄、与时俱进的胸怀。战国时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国势大张；汉武时，张骞凿空西域，引来苜蓿、葡萄，增益民生，此皆善用“夷”长以强“夏”之例。佛学自天竺而来，初时亦被视为“夷教”，然经数百年融合，已成我华夏文明之重要组成部分，滋养文学、艺术、哲学，其功岂可抹杀？今之天竺算学、大食医药、波斯工巧，安知非他日之佛学，可补我文明之阙？” “道与器，本非对立。圣人制器尚象，以利万民。无器，道何以载？无百工之巧，无格物之实，何来社稷之安，民生之富？去岁关中大地震，若无“格物”之法指导抢险防疫，以工代赈，焉能迅速恢复？此“器”之用，关乎万千生灵，岂是“小道”？学问之“道”，亦当包容这利国利民之“器”。固守陈说，鄙薄实学，实非圣贤本意。” “至于泄密之虞，”李瑾语气转肃，“奏疏中已言明，核心技艺，关乎国本军机，自当严加保守，此乃国之常情，亦为诸国通行之则。然，通用之学，如基础算数、农桑要略、普通工巧、寻常医方，传播于世，有利无害。彼等学去，可改善其民生，促进其生产，其地物产丰盈，商路方能更畅，于我贸易亦有大益。且我输出者，多为整理、系统化之知识，彼纵使得之，欲追我步伐，亦需时日人才。而我，却可借此交流之机，系统获知彼方所长，取长补短，始终领先一步。此乃以我之有绪，对彼之无序；以我之系统，对彼之零散，何惧之有？闭门自守，固然无泄密之虞，却也断绝了获知外界新知的可能，犹如盲人行路，岂能久安？” “耗费国帑，更是短视。”李瑾继续道，“译书、建馆、延师，所费看似不赀。然学问流通，知识汇聚，其利长远。一良种可活万人，一良方可救千命，一良法可省亿兆工。今日译一书，明日或可启发一巧匠，改良一器械，增益百倍之利。且学问流通，可扬我国威，增我声望，使四方才俊心向长安，此等“软实力”，岂是金银所能衡量？况且，译馆所出之书，择其精要刊印，亦可售于市，反哺开销。“天下学馆”若能培养出通晓番情、善于交涉之才，于邦交、商贸大有裨益，其价值又何可估量？” “淆乱学统，更是过虑。”李瑾看向那位担忧“有辱斯文”的官员，“学问之道，贵在求真，贵在明理。国子监、太学，自当以经史子集、圣贤之道为本，培育治国之才。然，除此之外，天下学问何其广博？设“天下学馆”，并非取代国学，而是补充、拓展。士子于国学明经义、修德行，于“天下学馆”增见识、广见闻，知天下大势，晓异域风情，通实用之技，如此，出则可为能臣干吏，处则可为博雅君子，岂不美哉？且学馆之中，我为主，彼为客，规矩由我定，学问由我择，何来淆乱之说？正可借此机会，以我华夏文明之正道，影响、引导外邦学子，使其知礼仪，慕王化，此乃润物无声之教化，胜于百万雄师。” 李瑾一番话，条分缕析，既回应了质疑，又进一步阐明了“天下学”的深层考量——不仅仅是知识交流，更是文明影响力的拓展，是人才战略的布局，是国家“软实力”的构建。 殿中一时安静下来。许多官员陷入沉思。李瑾所言，虽与某些传统观念相悖，但结合近年的所见所闻——格物之利、博览之盛、留学生之潮、译场之忙——似乎又确有道理。这个时代的大唐，本身便有一种自信、开放的气度，只是这种气度需要有人用新的理论去阐释和引导。 “陛下，”宰相狄仁杰出列，声音沉稳，“老臣以为，司徒所言，实乃老成谋国之见。当今之世，我大唐如日中天，四方来朝。然，欲保此盛世于长久，非仅恃兵甲之利，更需文明之盛、人心之向。主动倡“天下学”，广纳博收，既显我天朝上国之自信胸襟，又可集思广益，取长补短，使我文明永葆活力。至于所虑诸弊，司徒已有周全应对之策。只需立法度，明规矩，严把关，自可趋利避害。此事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臣附议。” 李昭德等一批较为开明、或与李瑾交好的官员也纷纷出言支持。他们认为，在保持核心优势的前提下，进行有管控、有选择的知识交流，对大唐有益无害，且是顺应时势之举。 龙椅之上，武则天一直静静听着双方的辩论，凤目低垂，看不出喜怒。直到殿中声音渐息，她才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： “众卿所言，皆有道理。华夷之防，不可不谨；祖宗成法，不可轻废。然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需因时而变，因地制宜。”她抬起眼，目光扫过李瑾，又扫过那些反对的老臣，“太宗皇帝时，便广开国门，兼容并蓄，方有贞观之治。今我朝国力之盛，远迈前代，更当有此气度。” “司徒所倡“天下学”，非是弃我根本，乃是固本强枝，海纳百川。学问之事，确如活水，不流则腐。我大唐既有吞吐四海之志，自当有容纳万学之量。译场之事，成效已显；留学生来朝，亦是慕化之证。将此等事宜，由散而聚，由无序而有序，纳入朝廷规制，正是长久之计。” 她语气转厉：“然，狄卿与司徒所言甚是，开放需有度，交流需有矩。核心技艺，国之重器，断不可轻泄。外邦之学，亦需甄别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“天下学馆”之设，当以我为主，明定章程，严加考核。此事……” 武则天略一沉吟，决断道：“着，由司徒李瑾总领，礼部、鸿胪寺、国子监、将作监、太医署、司天台等有司协理，详拟《天下学馆并译事章程》，明确何种学问可传，何种当禁；外邦学子如何管教，本国士子如何选修；译书如何遴选，刊印如何管理。章程拟妥，报朕御批。所需钱粮，由户部、少府监酌情拨付，务求实效，杜绝靡费。” “至于“知识无国界”、“学问天下之公器”……”武则天嘴角微扬，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，“此言颇有新意。然，宣示于外，可显我朝气度。具体施行，则需牢记：知识虽无界，然人心有私，国各有利。如何在这无界之学问与有私之人心、国利间取得平衡，便是尔等之责。” “臣等遵旨！”李瑾、狄仁杰等人躬身领命。那些反对的官员，见圣意已决，且武则天也强调了“有度”、“有矩”，知道再争无益，只得默然。 一场朝会，虽然没有立刻让“知识无国界”成为人人接受的口号，但却为系统化、制度化的对外知识交流打开了大门，奠定了法理基础。李瑾所倡的“天下学”，从个人的理念，开始转化为国家的政策。 数月后，长安，原“四方译馆”正门。 巨大的匾额被取下，换上了一块更加恢弘、由武则天亲笔题写的金漆匾额——“天下译馆”。这不仅是名字的更改，更是职能的扩展与地位的提升。它不再仅仅是翻译机构，更是规划、管理、协调整个“天下学”体系的核心部门之一。 与此同时，在靠近国子监的一片广阔区域，规模宏大的“天下学馆”开始破土动工。按照规划，它将包括“格物院（外邦实学研究所与高级教学区）”、“算学院”、“医学院（融合中外）”、“译学部”、“典藏阁（收藏中外典籍）”等多个部分，并设有专供外邦学者居住研究的“蕃学馆”和供本国士子选修的“博学斋”。 李瑾站在即将成为“天下译馆”大堂的台阶上，看着工匠们悬挂新匾。狄仁杰站在他身侧，感慨道：“殿下，一道奏疏，一场朝议，这“天下学”的格局，便算是立起来了。只是，前路漫漫，争议只怕不会少。” “有争议是好事，说明它在动，在变，在引人思考。”李瑾目光沉静，“我们要做的，不是消除争议，而是在争议中前行，用实实在在的成果，证明这条路的价值。狄公，你看这译馆内外……” 狄仁杰望去，只见馆内，各族学者、译人穿梭忙碌，争论声、书写声不绝于耳；馆外，来自各国的留学生，或捧着新领到的、用汉文和其母语双语标注的启蒙课本，或兴奋地讨论着即将开始的课程，或好奇地张望着这座正在快速崛起的知识殿堂。更远处，还有驼队、马车，运来一箱箱从丝路沿线、从海路港口收集来的、各种文字的典籍、手稿、图谱。 “这里汇聚的，是万国的智慧碎片。”李瑾缓缓道，“我们的工作，就是将这些碎片，翻译、整理、辨析、吸收，融入我大唐的知识体系。也许其中十之八九并无大用，但只要有十一之一，能启人心智，能利国利民，能让我大唐在文明的道路上，比别人多看一步，多走一步，那便是值得的。” “学问之道，确如活水。我们建这“天下学馆”、“天下译馆”，便是要挖深这方池塘，拓宽这条河道，引来八方活水，让我大唐文明之河，永不枯竭，永远奔流向前，泽被万方。” 春风拂过，带来新翻泥土的气息和远处隐隐的读书声。狄仁杰看着李瑾年轻而坚毅的侧脸，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预感：眼前这位亲王所推动的，或许将是一场比开疆拓土更为深刻、影响更为久远的变革。这变革，始于对“知识”二字的重新定义，以及对“天下”格局的崭新想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