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采风需要至少两周，” 邓丽君轻声说，“要走访槟城、马六甲、新加坡的老街，找还会唱古早娘惹民谣的老人。录音设备要最好的，因为有些老人声音已经很弱了。预算，五万应该够。” “批。” 赵鑫没有任何犹豫，“钱老师，您那边呢？两千封侨批的查阅、整理、摘录，需要多少人手？” 钱深推了推眼镜：“我和林莉，加上陈先生的学生小周，三个人足够。但需要租用马六甲当地档案馆的扫描设备，有些信纸太脆，不能反复翻动。预算，三万左右。” “好。” 赵鑫环视所有人，“那么现在，《槟城空屋》的完整预算框架，就出来了：电影制作一千两百万，音乐制作五十万，文化复苏计划二十万，侨批整理三万。总计一千两百七十三万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这是鑫时代上市后，第一个大项目，也是我们至今最贵的一部电影。但我要提醒各位，这不是消费历史，是偿还债务。我们用了南洋子弟的故事，就要用最大的诚意和最高的规格，让这些故事被看见、被记住。”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亮着。 那是创作者，面对真正值得全力以赴的题材时，才会有的光芒。 晚上八点，糖水铺。 陈伯听完预算数字，手一抖，差点把一整锅芝麻糊打翻。 “一千两百七十三万？” 他瞪大眼睛，“后生仔，你知不知这些钱，能在深水埗买多少层楼？” “知道。” 赵鑫接过芝麻糊碗，“但陈伯，有些东西比楼值钱。比如您这碗芝麻糊的手艺，如果失传了，以后花一千万也买不回。” 陈伯愣了愣，然后咧嘴笑了：“你呀，就会哄我这老头子开心。” 他转身从柜台下，拿出一个旧铁盒。 打开，里面是厚厚一沓泛黄的纸。 “这些是我阿爸留下的。” 陈伯小心地翻着，“他是1910年，从台山来香港的，先在码头做苦力，后来跟人学做糖水。这些是他当年抄的食谱，有些配料现在根本找不到了。” 他抽出一张：“你看这个“金桂杏仁茶”，要用的桂花是苏州特定山头的，杏仁要河北承德的。1949年后就断货了，我试过用其他产地替代，味道总差一点。” 邓丽君凑过来看，轻声念出食谱上的小字备注。 ““此茶专供侨领陈公馆，陈太每思故乡时必饮”，陈伯，这位陈太是？” “槟城侨领陈锦泰的夫人，我阿爸的恩人。” 陈伯眼睛望向远处，像在看很久以前的画面，“1938年，陈锦泰把三个儿子，都送回大陆抗日。陈太每天愁得吃不下饭，我阿爸就试着做了这道家乡茶给她。后来三个儿子都没回来，陈太就靠这碗茶，又活了十年。” 他把食谱，递给邓丽君：“阿君，你这次去南洋采风，要是路过槟城汕头街，帮我看看陈公馆还在不在。如果在，帮我拍张照片回来，虽说故人不能再见，留个念想也是好的。” “好。” 邓丽君郑重接过食谱，“我一定找到。” 谭咏麟扒在柜台边：“陈伯，那您会做娘惹点心吗？比如红锦糕之类的？” “会一点，我阿妈是娘惹后代。” 陈伯转身打开另一个柜子，取出几本用油纸包，着的旧笔记。 “但我做得不正宗。真正正宗的娘惹糕点，光香料就要用十三种，有些只有南洋特定岛屿才产。” 他翻开一页，指着上面手绘的植物图案：“比如这个“蓝姜花”，槟城只有升旗山北坡才有。1942年日本人封山，就再也没人采到了。 现在用的都是替代品，味道少了一层魂魄。” 张国荣轻声问：“所以味道里，藏着的是一整段历史？” “聪明仔！” 陈伯拍拍他肩膀，“所以你们拍《槟城空屋》，不只是拍房子，是拍这些房子，曾经飘出过的味道、响起过的声音、生活过的人。房子空了，但这些看不见的东西，还在时间里飘着，等有人去接住。” 这番话，让所有人都陷入沉思。 黄沾突然抓起笔，在餐巾纸上疯狂写起来。 顾家辉凑过去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 “电影新思路：用五种感官拍五栋空屋。 蓝屋！听觉（未完成的歌） 白楼！触觉（未拆的信封） 红楼！视觉（同日陨落的兄弟） 青庐！味觉（未喝完的中药） 黄宅！嗅觉（女儿柜里的旧香囊） 记者林晓生，不是用眼睛看历史。是用全身感官，去“打捞”那些，飘散在时间里的碎片。” “这个好！” 许鞍华眼睛亮了，“王家卫最擅长用感官拍电影。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，他肯定感兴趣。” 谭咏麟兴奋地举手：“那我演唱会，也要做五感体验！观众进场，先领一个“感官包”：一小瓶蓝屋味道的香薰（檀香+旧书味）、一张白楼触感的信纸（粗糙泛黄）、一枚红楼视觉的徽章（空军翼徽）、一块青庐味道的药材香囊、一管黄宅嗅觉的旧口红复刻版。等听完《月光光》，再打开这些感官记忆，效果绝对炸！” “你预算又要爆了。”张国荣吐槽。 “爆就爆！” 谭咏麟理直气壮，“阿鑫说了，这不是消费，是还债！我要让两万观众，都欠那些空屋里的人，一份记忆债！” 众人哄笑。 笑声中，赵鑫看着这群眼中有光的人。 忽然想起1975年，刚来香港时的自己。 那时他只有一个破背包，一把旧吉他，和一个荒唐的梦想：复兴港娱。 五年过去了，梦想没有变得容易，反而越来越重。 但幸好，扛着这个梦想的，不再是他一个人。 窗外，1980年9月17日的夜晚，香港的霓虹灯依然闪烁。 邵氏片场里，楚原导演正在拍《魔剑侠情》，这是今年第二十七部武侠片。 嘉禾那边，洪金宝的《鬼打鬼》票房飘红，制片部已经连夜开会筹备《人吓人》。 新艺城刚成立，七个年轻人挤在写字楼里。 讨论着要不要拍一部，全是段子的喜剧片，《最佳拍档》的雏形正在诞生。 整个香港影坛，都在生产着即时、快感、易消化的娱乐产品。 而在这间深水埗的老糖水铺里，一群“不合时宜”的人。 正在策划一件，“吃力不讨好”的事： 要花一千两百七十三万，去拍五栋南洋的空屋； 要让两万观众在红馆里，尝到四十年前的相思苦； 要把四百个牺牲者的名字，唱进一首歌里； 要在商业至上的香港娱乐圈，证明“记忆”，也是一种值得投资的资产。 “笨吗？”赵鑫想，嘴角不自觉扬起。 也许吧！ 但历史会记得，1980年的香港，不只有刀光剑影和搞笑段子。 还有一群人，曾试图用电影、音乐、演唱会。 去接住那些飘散在时间里的，无人认领的记忆。 陈伯又端出一锅，新熬的杏仁茶，香气暖融融地漫开。 谭咏麟已经开始画他的“感官包”设计草图，张国荣在轻声哼唱《木兰无痕》的旋律，徐小凤和邓丽君，讨论着娘惹布料的花纹寓意。 顾家辉和黄沾，又为某个和弦争执起来，这次是为了《侨批未拆》的前奏，该用开箱声还是拆信刀，划破信封的声音。 1980年秋天的这个夜晚，香港娱乐史的两条支流，在这一刻愈发分明。 一条流向更喧嚣、更快速、更浮华的未来。 另一条流向更沉静、更缓慢、更深的过去。 而赵鑫知道，无论未来如何。 他们选的这条路，会一直走下去。 走到记忆的深处，走到责任的尽头。 走到这群疯子相信的，“娱乐”的另一种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