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零年九月五日，上午八点十七分。 当山田真一，带着十五个杰尼斯练习生走进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片场时，看见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“犯罪现场”。 三个道具组的小伙子跪在地上，围着一摊暗红色的、半凝固的液体。 他们不是用刷子，而是戴着医用手套。 用手指一点点将液体，涂抹在一块从深水埗老唐楼拆下来的木地板上。 空气里，弥漫着铁锈和甜腻混合的古怪气味。 “这、这是在做什么？”一个叫渡边健的练习生，忍不住用日语小声问。 没人回答他。 因为片场中央，许鞍华正对着监视器暴怒。 “不对！血渗进去的纹路不对！南瓜店是黄土地，血渗进去应该是放射状的！你们做的是水磨石地面的效果！” 张叔平蹲在那摊“血”旁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。 然后抬头：“许导说得对。1940年5月16日下午，张自忠将军左臂中弹，血是顺着土布军服滴在黄土上的。黄土有孔隙，血会沿着土壤颗粒的缝隙，呈网状扩散。” 他站起身。 对道具组长吼道：“去！现在去新界挖黄土！要黏土含量高的！挖回来烘干磨粉，重新调血浆！” 道具组长快哭了：“张指，这已经是我们今天早上，调的第六锅血浆了。” “那就调第七锅！” 张叔平的声音像刀，“我要的不是“像血”，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三点二十分，从一个三十九岁男人左臂伤口流出来的、温度还没散尽的血！” 山田真一闻言，僵在原地。 他身后的十五个少年，更是一个个睁大眼睛，仿佛在看一群疯子。 渡边健下意识看了看手表，从他们进来到现在，二十七分钟过去了。 这个剧组还在为一滩“血”，该怎么渗开而争吵。 而在东京的摄影棚，二十七分钟，已经可以拍完三个标准镜头了。 “赵桑，” 山田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干涩，“你们这是？” 赵鑫坐在监视器旁的折叠椅上，左手还戴着黑色护腕。 右手拿着一份，泛黄的战地医疗报告复印件。 他抬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：“在复刻证据。” “证据？” “对！历史证据。1940年5月十六日，南瓜店，张自忠将军殉国处的土壤样本分析报告。”赵鑫把那份复印件，递给山田。 “湖北档案馆，能找到的最近似资料。血蛋白残留的分布模式、土壤酸碱度，对血红蛋白的影响、当地五月中旬，平均气温下的凝血速度，我们要把这些数据，变成观众能看见的、能相信的“真东西”。” 山田接过复印件，手指触到纸张边缘时抖了一下。 那上面有手写的标注，字迹工整得可怕： “中弹高度：左臂肱动脉上端约3公分处（根据军医回忆录推断）” “出血量：初始阶段约200-300/分钟（战地急救手册参考）” “地面温度：当日晴，午后地表温度约28-32摄氏度（湖北气象局1940年5月记录）” “土壤成分：黏土占比42%，沙土31%，腐殖质12%（1980年南瓜店土壤采样对比分析）” 每一个数据后面，都标注了出处。 这不是艺术创作，这是一场法医鉴定式的还原。 “你们，” 山田喉咙发紧，“拍电影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” “当然需要。” 赵鑫站起身，走到那摊“血”旁边，蹲下。 他用还能活动的右手食指，轻轻触碰那暗红色的液体边缘。 动作小心得，像在触碰文物。 “山田先生，你们杰尼斯培训偶像，会让他们对着镜子练习“治愈系笑容”，要求嘴角上扬角度精确到度，对吧？” “那是标准化流程的一部分。”山田点头。 “我们也在做标准化流程。” 赵鑫抬起头，晨光从片场顶棚的天窗洒下来，在他脸上切出明暗分界线。 “但我们的标准不一样。” 他指向那摊血： “我们的标准是：当观众看到这个镜头时，不需要任何台词解释，就会本能地相信，四十年前的这一天，这个地方，真的有一个男人，流了这么多血，倒在这里。” “这种相信，不是靠剧本写出来的，不是靠演员哭出来的，是靠我们一帧一帧，复刻出来的物理证据，堆积成的。” 片场里一片寂静。 只有道具组的小伙子们，还在小心翼翼地调整那摊血的边缘轮廓。 许鞍华走了过来，她没看山田。 而是直接对张叔平说：“我想改戏。” “怎么改？” “不要直接拍张将军倒下的镜头。” 许鞍华的眼睛在发亮，“拍血渗进泥土的过程，从第一滴血滴下，到慢慢扩散，到凝固，到黄昏时，一群蚂蚁爬过血痂。用两分钟的长镜头，只拍这块土地和这摊血。” 张叔平愣了三秒，猛地拍大腿。 “好！就让观众盯着这两分钟！让他们看血，怎么从液体变成固体，看泥土怎么从黄色，变成暗红，看时间怎么在这一小片土地上，留下证据！” “那演员呢？”摄影师问。 “不要演员。” 许鞍华说，“就让这块土地和这滩血当演员。观众自己会脑补，是谁流的血？为什么流？流的时候疼不疼？” 她转向赵鑫：“阿鑫，这样拍预算要超。两分钟的长镜头，光布景和特效血，就要多花十五万。” “批。” 赵鑫没有任何犹豫，“山田先生刚才告诉我，杰尼斯下个月，要砸一千两百万美元做宣传。” 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种近乎野蛮的骄傲： “他们用一千两百万美元，告诉亚洲：娱乐就是完美的产品。” “我们用十五万港币，和这两分钟的长镜头，告诉所有人：娱乐也可以当历史的证人。” 山田身后的练习生们，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渡边健的手，在微微发抖。 他想起在杰尼斯训练时，老师反复强调的话。 “你们是产品，完美是产品的唯一标准。哭要哭得美，笑要笑得标准，连摔倒的姿势都要练习。” 而在这里，这群香港人，正在复刻一滩血。 一滩不美的、肮脏的、会引来蚂蚁的、四十年前的血。 他们不是在创造产品，是在挖掘证据。 “赵桑，” 山田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“即使你们复刻得再真，这也只是电影，不是真实的历史。” “对，但它可以成为通往真实历史的那道大门。” 说话的是钱深。他不知什么时候走进了片场。 手里拿着一个老式牛皮纸档案袋。 他从袋子里，抽出一张黑白照片，递给山田。 照片上，是南瓜店战场遗址。 一片荒芜的黄土地，中央有一块颜色略深的区域。 旁边插着一块简陋的木牌，上面模糊地写着，“张自忠将军殉国处”。 “这是1978年，我去湖北时拍的。” 钱深的声音很轻，“当地老人说，这块地到现在，下雨天还会泛出淡淡的红。不是迷信，是铁元素在土壤里，残留的化学反应。” 他指向片场中央那摊，正在被精心调整的血： “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用电影技术，让全香港、全台湾、全世界没去过南瓜店的人，看到这块地，为什么会“泛红”。” “我们要让那场，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死亡，穿过时间和空间的阻隔，在1980年的电影银幕上“再死一次”。” “而每一次“再死”，都是一次证据的提交，向这个容易遗忘的世界，提交上诉证据：这些人活过，战斗过，流过这样的血。而上诉的对象，就是善于遗忘的现代。” 片场里，落针可闻。 山田真一握着那张黑白照片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 他带来的十五个少年，此刻全都呆呆地看着那摊血。 那摊被三个道具师，用医用手套、放大镜、温度计和土壤样本，反复调整的血。 他们突然明白了，“专业”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。 在东京，专业意味着高效率、标准化、可复制。 在这里，专业意味着偏执、笨拙、不惜一切代价地靠近“真”。 上午十点，黄土从新界运回来了。 道具组开始烘烤、研磨、过筛。 按照土壤分析报告的比例，重新调配。 张叔平蹲在旁边，用游标卡尺，测量每一层土壤的铺设厚度。 许鞍华和摄影师，在争论镜头角度。 是要俯拍，让观众像上帝一样，俯视这片土地？ 还是要平视，让观众像蹲在旁边的人一样见证？ “平视。” 赵鑫一锤定音，“不要俯视，俯视会产生距离感。就要让观众觉得，自己就蹲在这摊血旁边，近到能闻到血腥味，近到能看到每一粒沙土，被血浸透的过程。” “那血腥味怎么做？”特效组问。 “真做。” 赵鑫说，“去肉联厂买新鲜的猪血，按比例调配。我要观众走进电影院时，能在两分钟的长镜头里，闻到若有若无的、铁锈般的甜腥味。” “这，电影院会投诉的。” “那就让他们投诉好了。” 赵鑫说，“投诉了，我们就有理由，告诉所有人：为什么这部电影会有血腥味，因为我们在复刻一场，真实的死亡。” 山田真一站在片场边缘，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。 闯入了一个，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宗教仪式现场。 这些人不是在拍电影，是在进行一场浩大的招魂。 用黄土、猪血、显微镜和偏执。 把四十年前的亡魂，一帧一帧地召唤到1980年的胶片上。 中午十二点，渡边健没有跟山田回酒店。 他留在片场，蹲在道具组旁边。 看他们用注射器，一毫升一毫升地调整血浆的黏稠度。 “为什么要这么精确？”他终于忍不住，用生硬的普通话问。 一个满脸是汗的道具师，头也不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