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局南下,我一统南洋:第240章 长河入海
2045年8月15日
老人坐在轮椅上,被孙子推到观景台边缘。
他109岁了,几乎看不见,黄斑病变夺走了他最后的清晰。
但此刻,他依然睁大眼睛,朝向窗外那一片模糊的光。
“爷爷,开始了。”孙子的声音很轻。
老人点点头。
他听见了。
不是轰鸣,不是掌声,是一种更低沉,更辽阔的声音,来自脚下这座城市,来自远处湄公河入海口的方向,来自他记忆深处那个1945年的下午。
100年前。
他九岁,跟着父亲站在河内街头,等那支从云南开来的军队。
父亲说他们是来受降的,赶走日本人。
父亲说他们也是来越南的,可能就不走了。
他不明白“不走了”是什么意思。
他只是记得那些士兵的脸,年轻,疲惫,黝黑,和父亲一样。
他们背着枪,也背着工具。
进城第二天就开始修路。
100年后,他坐在这里,听着这座城市,这个国家,这片大陆一百年来最盛大的时刻。
广播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女声,用汉语播报:
“现在,请共同体育年代表向太空发射历史铭文卫星。”
老人知道这一刻准备了七年。
那颗卫星携带的是一块纯钛金属板。
板上用一百二十三种文字镌刻同一句话,那是龙怀安在1999年跨年夜亲笔写下的:
“我们曾是饥民,难民,被征服者。”
“我们曾是殖民地,半殖民地,经济附庸。”
“我们用了五十四年,成为选择自己命运的人。”
“这选择权,我们留给一万年后的任何人。”
“他们有权知道:贫穷不是天意,封锁不是常态,依附不是宿命。”
南方共同体全体公民,2045年8月15日。
老人听完播报。
他的手在轮椅扶手上摸索,孙子把一只老旧的怀表放进他掌心。
那是1945年滇军入越时,一名年轻军官送给河内街头那个九岁男孩的。
军官说,等仗打完了,等日子好过了,拿这块表换一顿饱饭。
军官没有回来。
老人等了一辈子。
此刻,他把怀表贴在胸口。
没有眼泪。
眼泪早已流干。
他只是轻轻握紧那块冰冷的金属,像握紧一个迟到100年的约定。
……
鄂木斯克,冬
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·索科洛夫死了。
七十三岁,心肌梗死。
邻居三天没见他出门,撬开门锁,发现他坐在那把1985年买的扶手椅上,电视开着,雪花屏。
茶几上放着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。
那是1991年鄂木斯克坦克厂发的待岗通知书,蓝色油墨,右下角盖着人事科的圆公章。
他留了一辈子,等着回到工作岗位上。
葬礼只有四个人。
儿子阿列克谢从车里雅宾斯克赶来,孙女阿廖娜从莫斯科飞来,还有两个老同事,也是待岗到退休,然后等到现在。
墓地已经上冻了,只能用挖掘机,挖掘机凿了两个小时,才弄好一个小墓穴。
棺材是松木的,阿廖娜买的。
殡仪馆工作人员问要不要不锈钢的,贵两千卢布,她摇头。
父亲说,爷爷这辈子焊了几千辆坦克,睡在松木里,踏实。
下葬时,阿廖娜把那块履带板立在墓碑旁。
那是爷爷从工厂废料堆里捡的,T-55坦克履带,1950年代产,鄂木斯克造,锈透了,边缘一掰就碎。
碑文很简单:
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·索科洛夫
焊工
阿廖娜蹲在墓前,很久没说话。
她今年三十八岁,九黎电商俄罗斯分公司的仓储网络总监,管着从加里宁格勒到海参崴的四十七个物流中心。
她每年经手的货物价值,超过爷爷那个坦克厂三十年产值的总和。
可她不知道说什么。
说爷爷,你焊的那些坦克,最后都拆成废铁卖到我们公司总部所在的那个国家了?
说爷爷,我现在替当年买废铁的人工作,工资是你退休金的四十倍?
说爷爷,我儿子学的是九黎语,因为老师说将来找工作有用?
她什么都没说。
只是站起来,把一盒焊条放进冻土里。
那是爷爷工具箱里剩下的最后一盒,苏联货,1988年生产,过期三十七年了。
阿廖娜不知道这盒焊条还能不能用。
她只是想:爷爷这一辈子,所有的东西都会过期。
工厂过期,履带过期,焊条过期,连他自己也过期。
只有他等的那通电话,从没来过。
……
拉巴特,春
哈桑·本·优素福第一次看见火车,是七岁。
亚非铁路桥摩洛哥段通车,第一列客车从拉巴特驶向卡萨布兰卡。
他骑在父亲脖子上,看着那条灰绿色的长龙从站台缓缓滑出,车轮碾过钢轨接缝,发出有节奏的哐当,哐当。
他问父亲:火车从哪里来?
父亲说:从东方来。
他又问:东方有多远?
父亲说:很远,要开十五天。
哈桑记住了。
他十五岁,考上了拉巴特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。
父亲问他:为什么想学铁路?
他说:因为火车从东方来。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你爷爷1928年从乡下走到卡萨布兰卡,走了十七天,去找法国人修铁路的活。
法国人不要他,说北非人只能挖土方,不能拧扳手。
哈桑问:后来呢?
父亲说:后来他走回村子,一辈子没再离开。
哈桑二十二岁,是亚非铁路桥摩洛哥段最年轻的值班站长。
他的站叫“东方站”,在拉巴特老城边缘,每天有六班客运列车,十二班货运列车经过。
货车上拉着西非的腰果,摩洛哥的磷酸盐,阿尔及利亚的椰枣,一路向东,开往他从未去过但在地图上用手指量过无数遍的那个名字。
他学会了九黎语。
不是为了找工作。
是为了读懂爷爷那代人看不懂的说明书,操作手册,安全规程。
也是为了有朝一日,能去那个叫“西贡”的地方看看。
他听说那里有一堵墙,刻着一万年后才会打开的信。
他不知道一万年后的人类会不会读那封信。
但他知道,2045年的这个春天,他站在自己国家的站台上,看着火车从自己值守的股道通过,发往他爷爷用十七天也走不到的远方。
这是他选择的命运。
不是被分配的。
……
加蓬,兰巴雷内
皮埃尔·恩东戈八十三岁了,还每天去工厂。
不是上班。他退休十九年了,只是坐不住。
他坐在门卫室边那棵他亲手种的奥库梅木树下,看年轻人骑着电瓶车进出厂门,看货车装载胶合板驶向奥文多港。
有时和门卫下跳棋,有时什么都不做,只是闭眼听。
他听什么?
听三十公里外,那台1967年产九黎刨切机的声音。
那台机器比他来厂还早四年。
1999年他进厂时它就在,2005年它还在,2025年它还在。
轴承换了十七次,控制系统从继电器升级到PLC,但机身铭牌上的“九黎制造”还清晰可见。
厂里人说这是“老酋长”。
皮埃尔不反驳。
他记得1999年第一天上班,师傅带他走到老酋长跟前,说:“这是你爷爷那代人用过的。”
“你爷爷砍树,你爸锯原木,你操作这台机器。”
“一家三代,对得起这片林子了。”
皮埃尔没哭。
但他从此没换过岗位。
2045年8月,孙女从利伯维尔大学放假回来,陪他坐在树下。
孙女二十三岁,学的是可持续林业管理。
她说毕业后想去北方,帮国家做热带雨林碳汇计量。
皮埃尔问:那是什么?
孙女解释了很久。
他没全听懂,只记住一句:加蓬的森林不只是木材,还是全人类的账本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,说:我爷爷那辈,树是法国人的。我爸那辈,树是国家的。我这辈,树是工厂的。你这辈,树是……
他顿住,忘了孙女说的那个词。
孙女接过去:爷爷,是遗产。
皮埃尔点点头。
他把手伸进衬衫口袋,摸出一片干枯的奥库梅木刨花。
那是1999年第一天上班时,他从老酋长的废料箱里捡的,在工具箱底压了四十六年。
他把刨花放在孙女掌心。
“账本的事,爷爷不懂。”他说,“但你记住,这片林子养了咱们家四代人了。往后谁养它,你就跟谁走。”
孙女握紧那片轻得像纸的木屑。
她没有告诉爷爷:2045年,加蓬加入共同体已经五十六年。
欧洲市场对热带木材的门槛越来越高,但共同体市场消化了加蓬百分之六十的出口。
她也没有告诉爷爷:她实习的那家碳汇计量公司,总部在西贡。
她只是把刨花夹进学生证里。
……
巴西,马托格罗索
索尼娅·里贝罗七十八岁了,再也开不动联合收割机。
她的膝盖坏了,三十七年驾驶室生涯留下的纪念品。
合作社给她安排了个轻省差事:每周三天去社办小学,给孩子们讲大豆是怎么长大的。
她不会写教案,不会用PPT。
她只是站在黑板前,用粉笔画三根线:
播种线。
开花线。
收割线。
然后说:你们爷爷那辈,不知道自己的大豆去了哪里。
卖给了中间商,中间商卖给出口商,出口商装船运走,就像把一封信扔进大海,永远收不到回信。
孩子们瞪大眼睛。
“现在呢?”一个男孩举手。
索尼娅在黑板上画了一艘船,船头朝左。
“现在,”她说,“你们的信有回信了。”
她不会解释什么叫“共同体原产地认证”,什么叫“桑托斯港—新加坡港—鹿特丹港三角航线”。
她只说:大豆从马托格罗索出发,二十天后在新加坡上岸,变成豆油,豆腐,饲料。
那些吃大豆的人,和你们看一样的动画片,穿一样牌子的球鞋。
“你们见过新加坡的孩子吗?”男孩又问。
索尼娅摇头。
“但他们会吃你们种的豆子。”她说,“隔着两万公里,你们喂过他们。”
索尼娅在家看电视。
她看不懂那颗卫星发射的技术原理。
但她看懂了电视屏幕下方那行字幕:“我们曾是殖民地,半殖民地,经济附庸……”
她想起1996年,她第一次在合作社开联合收割机。
那一年,一吨马托格罗索大豆运到桑托斯港要四十二天,运到新加坡港要三十四天。
那一年,她不知道新加坡在哪里。
那一年,她女儿在库亚巴读小学,放学回家问:妈妈,我们的豆子是不是坐船走了?
索尼娅说是。
女儿问:船会开到哪里?
索尼娅说:开到有海的地方。
女儿说:海在哪里?
索尼娅答不上来。
2045年,她女儿五十一岁,在马托格罗索州政府农业厅工作,每年去西贡开一次会。
外孙三十岁,是合作社的农机技术员,去年刚去九黎培训过,带回一台微型无人植保机的样机。
索尼娅看不懂那台样机的说明书。
但她看懂了外孙发在家庭群里的照片,培训中心食堂的午餐,有豆腐,青菜汤,还有一小碟她认得的,巴西出口的黄豆酱油。
她把照片存进手机,没有发任何评论。
她只是想起1996年那个回答不上来的黄昏。
船开到有海的地方。
海那边,有人认得她的豆子。
……
古巴,关塔那摩
玛丽亚·罗德里格斯八十岁了,还住在风电场上。
关塔那摩风电项目投产后,政府在风机基座周边规划了一片住宅区,优先安置第一批建设者的家属。
玛丽亚分到一套两居室,阳台正对六号风机。
那台风机是她1997年亲手调试的,当时铭牌上写“设计寿命25年”。
2022年通过延寿评估,预计可运行至2032年。
她不知道2032年自己还在不在。
但每天傍晚,她都会站在阳台上,看着六号风机的叶片匀速旋转,把加勒比海的信风变成山脚下七千户人家的电灯,冰箱,电视机。
1997年,她第一次带那个美国退役士兵参观风电场。
他叫德文·琼斯,二十二岁,俄亥俄人,在关塔那摩基地服役三年,退役前来看看铁丝网那边的“敌国资产”。
他蹲在风机基座下,把手掌贴在混凝土上,说:我能感觉到它在转。
玛丽亚没说话。
她只是觉得,这个年轻人的手很干净,不像打过仗的手。
后来德文回了美国,读了社区大学,成了电气工程师,写过一篇关塔那摩风电扩容方案的论文。
后来玛丽亚在论文致谢栏看到自己的名字。
再后来,2021年,德文作为共同体—古巴新能源合作项目的特邀专家,再次来到关塔那摩验收光伏电站。
他五十二岁了,头发花白,膝盖也不好,蹲下去要扶着风机基座。
玛丽亚问:你这辈子,有没有后悔过什么?
德文想了很久。
他说:有。1996年我站在瞭望塔上,用望远镜看你们的风机。那时我以为自己在看“敌人”。
玛丽亚没有接话。
她只是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支油性笔,在六号风机基座背风面写了一行字:
“德文·琼斯,1997-2021。不是敌人。”
德文看着那行字,没哭。
他把自己的名字描了一遍,笔画工整,像小学描红本。
2045年8月,玛丽亚收到一封从俄亥俄代顿寄来的信。
寄信人是德文的女儿,说她父亲去年冬天去世了,遗嘱里有一条:请把这份讣告寄给古巴关塔那摩的玛丽亚·罗德里格斯工程师。
信里夹着一张老照片。
1997年3月,关塔那摩风电场,德文穿着洗白的牛仔裤,蹲在六号风机基座下,把手掌贴在混凝土上。
玛丽亚不记得这张照片是谁拍的。
她把照片压在阳台的花盆底下。
窗外,六号风机还在转。
……
哈萨克斯坦,阿拉木图
阿卜杜拉·拉赫蒙诺夫七十三岁了,还在开车。
开一辆九黎产“东风”电动重卡,往返于阿拉木图—马什哈德—德黑兰—伊斯坦布尔之间。
这条线他跑了三十三年。
1992年,他开第一趟,货箱里装的是九黎援助阿富汗的面粉。
2025年,他开第一趟电动重卡,货箱里装的是哈萨克斯坦铬铁合金。
2045年,他开最后一趟,公司说他年纪大了,该退休了。他不肯,谈判结果是跑完今年,办个光荣退休仪式。
他答应了。
不是因为怕丢工作。
是因为儿子说:爸,你再不退休,孙子孙女都不认识你了。
他有两个孙子,一个孙女。
最大的二十三岁,在共同体—哈萨克斯坦联合地质勘探公司当助理工程师,常年在里海海上平台作业,半年回家一次。
阿卜杜拉不知道孙子在海上平台做什么。
但他知道,孙子读的大学是共同体援建的,拿的奖学金是共同体发的,实习的工作是共同体投资的。
他知道,孙子这代人,和他这代人,和他父亲那代人,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父亲那代人,战争,逃难,失去牧场。
他这代人,卡车,边境,等货款。
孙子这代人,平台,勘探,海上油田。
2045年8月15日,阿卜杜拉的车队停在德黑兰北郊的共同体加油站。
他下车,用南元卡结账。
收银员是个伊朗姑娘,二十出头,头巾颜色是浅蓝色,和他孙女喜欢的那条一模一样。
他加完油,没有立刻上车。
他站在远处休息区外的吸烟区,点了一支烟。
三十三年前,第一次跑这条线,从铁尔梅兹到马扎里沙里夫,路是土路,桥是苏联工兵搭的贝雷桥,每次过桥都要停车检查,怕被塔利班埋雷。
三十三年后,他从阿拉木图开到德黑兰,全程高速,沿途有十一个共同体标准服务区。
他这支烟还没抽完。
他把烟掐灭,扔进垃圾桶。
上车,点火,挂挡。
后视镜里,加油站的红蓝标识越来越小,融进伊朗高原灰黄色的地平线。
他想起1984年潘杰希尔山谷那发迫击炮弹。
想起他父亲,死在那一年的苏军车队里,四十岁,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想起1992年第一次接九黎的活,货主说:你们跑一趟阿富汗,运面粉。
他问:为什么运面粉?
货主说:因为那里有人饿。
三十三年后,他运铬铁合金,运棉花,运汽车配件。
阿富汗不再进口面粉了。
阿富汗开始出口松子。
阿卜杜拉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父亲那代人梦想的和平。
但他知道,父亲没有白死。
他死在战争里。
他儿子死在医院里,六十三岁,胰腺癌。
他孙子在里海钻井平台上,每天和来自九黎,伊朗,阿塞拜疆的工程师开会。
那个不会哈萨克语,只会俄语和一点英语的孙子,上个月给阿卜杜拉发了一条信息:
“爷爷,我们昨天打出工业油流了。”
阿卜杜拉没回复。
他不知道怎么回复。
他只会开车。
……
坦桑尼亚,达累斯萨拉姆
穆罕默德·拉马丹七十六岁了,还住在铁路边。
不是铁路职工了,2005年退休,养老金够花,儿子接了他的班。
他儿子叫约瑟夫,焊工,和他一样。
他孙子叫萨利姆,二十一岁,达累斯萨拉姆工学院铁道工程专业三年级。
三代人,一条铁路。
老拉马丹七岁那年,他父亲死在基隆贝罗河谷。
那是1986年,坦赞铁路被洪水冲断桥墩,父亲带人去抢修,坠河死了。
尸体捞上来时,手里还攥着焊钳。
七岁的拉马丹不知道“殉职”是什么意思。
他只知道自己再也没有父亲了。
1999年,纵贯线铁路开工,三十岁的拉马丹报名,成为最年轻的坦桑尼亚焊接技师。
开工仪式上,九黎来的总工程师问他:你父亲是做什么的?
拉马丹说:焊工。坦赞铁路。
总工程师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说:那你是继承。
2005年,纵贯线全线贯通,拉马丹被选为劳模,去西贡领奖。
他站在领奖台上,面对几百个陌生面孔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他只是一个焊工。
他只会把两根钢轨焊在一起。
但那一年,他焊的那段铁轨,从达累斯萨拉姆一直通到开普敦。
他没有儿子讲那些大道理。
他只是带约瑟夫去看了父亲当年殉职的河谷。
基隆贝罗河还在,桥墩早换过了,新桥是双线电气化铁路桥,列车时速一百二十公里,比他父亲焊过的坦赞铁路快一倍。
约瑟夫站在桥上,问:爷爷,你恨这条铁路吗?
拉马丹想了很久。
他说:恨过。后来不恨了。
约瑟夫等他说下去。
他没有说。
他不知道怎么解释那种恨——
恨它夺走父亲,又给了自己职业。
恨它让母亲守了三十年寡,又供自己读完技校。
恨它锈蚀了,没人修,又有人来,重新焊。
恨它,离不开它。
2045年8月15日,拉马丹坐在家门口,看夕阳从印度洋落下去。
约瑟夫下班回来,带了一瓶九黎产的啤酒,爷俩坐在门槛上喝。
远处传来汽笛声,那是下午六点二十三分,从达累斯萨拉姆开往卢萨卡的货运班列。
拉马丹眯起眼,看着那列火车消失在暮色里。
他忽然说:你爷爷当年焊的那段钢轨,去年大修,换掉了。
约瑟夫没接话。
拉马丹说:拆下来的旧轨,厂里说要回炉。我没让他们卖。
他从身后摸出一截三十厘米长的钢轨,轨腰上的铸刻年份清晰可见:
1975
约瑟夫接过那截钢轨,很沉。
他知道这是爷爷的遗物,也是父亲的遗物,是这家人与这条铁路四十年扯不断的结。
拉马丹说:等萨利姆毕业了,你把这个给他。
约瑟夫说:他自己会焊新的。
拉马丹笑了。
夕阳最后一缕光,照在他黝黑的手背上。
他说:新的旧了,旧的还没锈完。
……
摩洛哥,拉巴特
哈桑·本·优素福二十二岁,是东方站值班站长。
今晚他值大夜班,看不了烟花。
他不遗憾。
东方站距离老城广场只有三公里,烟花升到最高处时,他从站台的玻璃幕墙就能看见。
21时47分,第一颗礼花升空。
哈桑站在3号站台边缘,仰起头。
金色的光在夜空中绽开,倒映在他的瞳孔里,也倒映在站台边那列待发的货运班列的不锈钢车厢上。
列车编组四十七节,满载摩洛哥磷酸盐,阿尔及利亚椰枣,突尼斯橄榄油,四小时后驶往卡萨布兰卡港,换船去西贡,清迈,仰光。
哈桑不知道这颗卫星一万年后会不会被其他文明捡到。
他只知道,他今晚当班,有一列火车要正点发出。
21时55分,助理值班员跑来:站长,发车信号好了。
哈桑点头,举起信号旗。
机车鸣笛。
二十二点整,第四十七次磷酸盐班列驶出东方站,车轮碾过钢轨接缝,发出有节奏的哐当、哐当。
哈桑目送列车消失在夜色里。
他想起七岁那年,骑在父亲脖子上看第一列火车进站。
想起父亲说:火车从东方来。
他那时不知道东方有多远。
现在他知道。
东方是一万三千公里铁轨,九十三面国旗,七百种语言,以及一块刻着一百二十三种文字,将漂流一万年的钛板。
东方也是爷爷1928年走十七天没走到的卡萨布兰卡。
是父亲1956年独立时没有等到的工作机会。
是他自己,二十二岁,站在自己国家的站台上,发往东方的列车,由他放行。
烟花还在升空。
哈桑转身,走回值班室。
桌上摊开的行车日志,2045年8月15日,天气晴,正点率100%。
他在最后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哈桑·本·优素福。
他爷爷不会写他的名字。
他父亲写得潦草,只有他自己能认出来。
他的字迹工整,是九黎来的技术员手把手教的。
他把笔帽盖好。
窗外的烟花还在继续。
他忽然想:一百年后,会不会有另一个年轻人,站在这个站台上,发往另一列火车,去另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?
他不知道。
但他知道,2045年8月15日夜,拉巴特东方站,有一列火车正点发出。
这已经足够。
2045年8月15日,那一夜
那一夜,西贡的烟花照亮了一百万人。
其中大多数人不认识彼此。
皮埃尔·恩东戈的孙女在利伯维尔看转播,窗外是赤道无风带的夜空。
索尼娅·里贝罗的外孙在马托格罗索的试验田边架起投影仪,全合作社的人围坐在一起。
玛丽亚·罗德里格斯站在关塔那摩的阳台上,六号风机的叶片在她身后匀速旋转。
阿卜杜拉·拉赫蒙诺夫的儿子在里海钻井平台上,透过舷窗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烟花。
老拉马丹坐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家门口,听着汽笛,喝完了那瓶九黎啤酒。
哈桑·本·优素福在拉巴特东方站的站台上,发完最后一班车,下班回家。
阮文海老人被孙子推回病房,把怀表压在枕头下。
阿廖娜·索科洛娃在莫斯科的家中,没有看直播。她关掉电视,坐在爷爷那把1985年的扶手椅上,坐到凌晨三点。
那颗刻着一百二十三种文字的钛板,正以每秒七点九公里的速度飞越非洲大陆上空。
非洲,亚洲,欧洲,美洲,它都会经过,只是看不见。
但2045年8月15日这个夜晚,从湄公河到鄂木斯克,从马托格罗索到关塔那摩,从达累斯萨拉姆到拉巴特——
没有人知道一万年后会发生什么。
但他们知道,这个夜晚,他们在同一颗星球上。
有人在家门口等火车。
有人在钻井平台上倒班。
有人在医院病房里抚摸一枚怀表。
有人在陌生城市的机场航站楼,接过一张八十三年后才送达的回执。
他们大多不认识彼此。
但他们的故事,被同一条河流带向大海。
那条河的名字,不叫九黎,不叫共同体,不叫任何地图上的名称。
它叫:选择。
(全书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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