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5年10月，哈萨克斯坦，阿拉木图。 列昂尼德·彼得罗维奇·谢尔盖耶夫站在共和国广场中央，看着那座列宁像被起重机缓缓吊离基座。 铜像在半空中微微摇晃，朝右倾斜十五度，像在做最后的挥手。 广场上没有欢呼，也没有哀悼，苏联解体第四年，这里的人们已经对所有“告别仪式”感到疲惫。 他是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局的总工程师，五十七岁，苏联时期荣誉勋章得主。 如今他管理着一万四千公里老化失修的轨道，其中三分之二需要大修，而政府拨给他的年度预算只够修二百公里。 “彼得罗维奇，”秘书把手机递过来，“杜尚别的电话。” 电话那边是个年轻的声音，俄语带东方口音。 “谢尔盖耶夫同志，我们有一个计划，需要铁路工程师。” “什么计划？” “让您那些生锈的铁轨，一直通到波斯湾。” 91至95年，中亚五国经历了一场教科书级的“独立休克”。 哈萨克斯坦：苏联时期每年接受中央财政补贴约40亿卢布，独立后这笔钱归零。 草原上那些以莫斯科订单为生的机械厂，化工厂，军工联合体，一夜之间产品无人问津。 乌兹别克斯坦：世界第五大产棉国，但苏联时代建立的“棉花单一种植体系”导致粮食不能自给。 92年，塔什干的面包店门口排起三百米长队，政府恢复食品配给制，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都没有过的事。 吉尔吉斯斯坦：山地小国，除了黄金和水电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。 苏联解体后，纳伦河上游的水电站还在运转，但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不再按“社会主义兄弟价”买电。 比什凯克每三天停电一次。 塔吉克斯坦：最穷的加盟共和国，独立次年即爆发内战。 五年间，六万人死于派系冲突，十分之一人口逃往国外，主要是俄罗斯和阿富汗。 土库曼斯坦：天然气储量世界第四，但所有出口管道都经过俄罗斯。 莫斯科允许的出口配额刚好够买面粉和药品，首都阿什哈巴德的总统金像每天都在增高，但普通牧民家的孩子还在喝骆驼奶，因为没有钱买奶粉。 五国，五条路，五座孤岛。 苏联留下的铁路网像蜘蛛网，所有线路都通向莫斯科。 从阿拉木图到塔什干，直线距离750公里，火车要走三天，因为要先北上西伯利亚大铁路，绕道俄罗斯境内，再南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。 从杜尚别到德黑兰，比到莫斯科近一半，但没有一寸轨道相连。 93年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阿拉木图办事处在一份内部备忘录里写道： “中亚五国正在经历的不是经济转型，是经济坠崖。” “他们独立了，但他们的基础设施仍然隶属于一个不存在的国家。” 备忘录被归档。 没有人能重建这套系统。 因为它太庞大。 一万四千公里轨道，两百个边境口岸，七种轨距，十二个海关体系，以及五个刚刚获得主权，彼此戒备的新国家。 直到有人提出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案：“加一根线，连接它们之间的空白。” 95年11月，乌兹别克斯坦，铁尔梅兹。 阿卜杜拉·拉赫蒙诺夫把斯康尼亚卡车的引擎盖支起来，对着化油器喷了一管子启动液。 这辆90年出厂的重型卡车，是他父亲89年花八千苏联卢布买的。 那是全家三兄弟三年的工资。 苏联解体时卢布贬值，那笔债务实际变成了三十五美元。 银行说不用还了。 但车还得修。 阿卜杜拉跑的是铁尔梅兹—马扎里沙里夫线，从乌兹别克斯坦最南端的边境口岸，穿过阿姆河大桥，进入阿富汗北部。 货箱里装的是九黎援助阿富汗重建项目的物资：光伏板，水泥预制件，食品加工机械。 他父亲那一代跑这条线，运的是苏联支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坦克。 阿卜杜拉不运坦克。 阿卜杜拉运的是面粉，柴油发电机和向日葵种子。 “你父亲会怎么想？”一个九黎物资协调处的年轻人，用生硬的乌兹别克语问。 阿卜杜发动引擎，卡车发出轰鸣。 “父亲已经死了，”他说，“84年，潘杰希尔山谷，游击队的迫击炮。” 他挂挡，松离合。 “他没想过我会活着回铁尔梅兹。” 卡车驶向阿姆河大桥。 货舱里，一千袋九黎面粉将穿越曾经埋了三十万颗地雷的河谷，变成喀布尔面包店里五分钱一个的馕。 阿卜杜拉不知道的是，三个月后，他将被邀请参加一个改变命运的会议。 96年2月，塔什干。 “中亚—西亚—北非货运联合会”成立大会。 与会者包括：五国交通部副部长，九黎“丝路物流”公司副总裁，伊朗边境商工会代表，阿富汗临时当局贸易专员，以及二十七个像阿卜杜拉这样的长途货运个体户。 会议主题只有一张地图。 地图上，苏联时期的中亚铁路网被简化成灰色虚线。 叠加在灰色之上的，是一条崭新的红线： 北线：阿拉木图—比什凯克—塔什干—阿什哈巴德—马什哈德（伊朗） 中线：杜尚别—铁尔梅兹—马扎里沙里夫—赫拉特—德黑兰 南线：连接上述两线的横向联络线—布哈拉—土库曼纳巴德—马雷 三条线共同汇入伊朗境内后，衔接已开工的“亚非铁路桥”南线主干，经巴格达，大马士革，开罗，直抵拉巴特。 这不是苏联模式的“统一规划”。 这是商人逻辑：哪里缺路，就从哪里补路。 补路资金怎么来？ 九黎代表在会上展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融资方案： “丝路股权”计划。 每修建一公里公路或铁路，由南方共同体投资银行出资60%，所在国政府以土地，矿产，关税收益权折股20%，承运商社以未来十五年运费预付款认购剩余20%。 承运商社包括乌兹别克棉花出口联盟，哈萨克矿业集团，伊朗藏红花合作社，阿富汗松子协会，以及在场二十七家个体货运户。 阿卜杜拉听不懂“折股”和“预付款”，但他听懂了翻译的最后一句： “在座各位今后运货，不收现金，只收股权。” “等铁路建成，货运量上升，股权每年分红。” “分红可以提现，也可以兑换新车，新轮胎，零配件。” 会场安静了几秒。 一个头发花白的塔吉克司机站起来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问： “这破股能换柴油吗？” 九黎代表微笑：“铁尔梅兹口岸正在建南方共同体加油站，股东加油，终身九五折。” 那个塔吉克司机沉默了三秒。 然后说：“我入五股。” 会议结束时，二十七家个体户中，二十一家现场签署了股权认购意向书。 阿卜杜拉是其中之一。 他不是听懂了金融。 他听懂了“终身九五折”。 …… 4月，乌兹别克斯坦，费尔干纳谷地。 十八岁的古尔诺拉·卡里莫娃在黑板上写下二次方程求根公式。 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响，窗外桑树刚发新芽。 这是“丝路女子职业高中”的第一节数学课。 古尔诺拉的父亲是费尔干纳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，母亲在家门口开了一间缝纫铺，给邻村新娘做婚纱。 91年以前是苏联婚纱，长袖，高领，白纱覆面。 91年以后是“乌兹别克传统婚纱”，刺绣花帽，丝绒长裙。 古尔诺拉两种都会做，但她不想做一辈子。 三个月前，九黎援建的“费尔干纳—奥什公路”项目招工程翻译，她通过了笔试，但在面试环节被刷掉，因为她不会看工程图纸。 考官说：你的英语够用，俄语流利，但你读不懂等高线，看不懂桥梁结构图。 古尔诺拉站在考场门口，盯着那张退回的报名表看了很久。 第二天，她在《费尔干纳真理报》找到一条招生广告：丝路女子职业高中首期招生：公路工程概算，物流单证，基础测绘，汉语会话。 学制一年，学费全免，提供食宿。 毕业推荐至中—乌合资路桥企业就业。 她报了名。 数学老师姓刘，四十五岁，九黎援建工程师，左手三根手指在二十年前修滇缅公路时被压断。 他用残手握粉笔，板书工整得像印刷体。 “二次函数图像是抛物线。”刘老师说，“你们以后搞道路设计，要算竖曲线，那就是抛物线。” 他转身，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山的剖面，一条红色虚线从山脚穿越顶峰，延向另一侧。 “这座山叫天山，你们费尔干纳谷地北边那条路，将来要翻三座这样的山，通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。” 他指着抛物线顶点。 “坡度每增加1%，十吨货车的燃油消耗增加8%。” “你们算好这个，就是给国家省柴油，给自己省轮胎。” 古尔诺拉第一次知道，修路不是挖土铺沥青。 修路是数学。 6月，古尔诺拉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毕业，进入“中亚—九黎联合路桥公司”费尔干纳—奥什段项目部，任助理概算员。 她负责的第一项工作是核算一座跨越纳伦河支流的大桥造价。 桥长147米，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结构，设计使用年限一百年。 她算完最后一组数字时，夕阳正从测绘帐篷的缝隙斜进来，落在图纸右下角的签名栏。 她拿起笔，用刚学会的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：古尔诺拉。 9月，土库曼斯坦，马雷绿洲。 五十三岁的贝利·安纳耶夫把最后一捆羊毛毡装上皮卡货斗。 他是马雷周边最后一个还在手工擀制传统土库曼毡房的匠人。 苏联时期，这种技艺被当作“封建残余”，禁止公开传授。 独立后，偶尔有西方人类学者来拍摄纪录片，拍完就走，留下一盒录像带，没有订单。 但上个月来了另一批人。 他们不拍纪录片，只看样品。 “这些毡房，出口到伊朗马什哈德，”翻译说，“朝圣季，什叶派从世界各地涌来，旅馆不够住。” “临时毡房营地，一顶能住五个人。” “多少钱一顶？”安纳耶夫问。 对方报了一个数。 安纳耶夫计算：一顶毡房的毛利，等于他过去三年卖羊毛毡的总收入。 “要多少顶？” “第一期五百顶。三个月交货。” 安纳耶夫家的院子里，那个下午第一次响起电动缝毡机的声音。 他三个出嫁的女儿被叫回来帮忙，女婿负责运输，外孙放学后蹲在院子里给羊毛除尘。 两个月后，第一批毡房装车启运，沿新建的马雷—谢拉赫斯公路驶向伊朗边境。 谢拉赫斯口岸的土库曼斯坦海关官员，在那批货的报关单上盖了一枚鲜红印章。 这是他今年盖过的第一枚“工业制成品出口”章，此前全是天然气，棉花，生皮。 安纳耶夫不知道什么叫“非资源型产业转型”。 但他知道，那五百顶毡房的货款，给外孙交了下学期的学费。 三个月后，伊朗马什哈德传来追加订单：一千顶。 …… 3月，塔吉克斯坦，戈尔诺—巴达赫尚自治州。 海拔四千二百米，帕米尔公路零公里里程碑。 工程师萨利姆·纳兹里耶夫蹲在路基边缘，从冻土中拔出一截拇指粗的铁钎。 钎头三分之一裹着褐色冰壳。 他对着阳光看了看，用卷尺量出深度。 “季节性冻土层，”他对旁边的九黎技术员说，“设计承载力系数要下调零点一五。” 技术员把数据记在平板电脑上。 “萨利姆师傅，您怎么判断是季节性，不是永冻层？” 纳兹里耶夫没有马上回答。 他站起来，脱下手套，把赤裸的掌心贴在被钎头凿开的冻土表面。 “你摸。”他说。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，也脱下手套。 冻土很冷，刺骨的冷。 “摸到了吗？” 技术员摇头。 “四月的阳光，”纳兹里耶夫说，“能把表层三厘米晒化，夜里再冻上，每天融化—冻结—融化—冻结。” 他指着那块褐色的冰壳。 “永冻层不会这样，永冻层一冻就是五千年，你凿开它，它流血。” 他把手套戴回去。 “我父亲修这条路，苏联时代，他在奥什—霍罗格段铺了三十七公里沥青，那时他三十二岁。” “现在路还在吗？” “在，但苏联解体后八年没人养护，一半路段被泥石流冲断，剩下全是炮弹坑。” 他站起身，望着远方雪线。 “他退休后每天坐在家门口，看着那些炮弹坑，看了一年，死了。” 技术员沉默。 “我答应母亲把这条路修好。”纳兹里耶夫说，“让她每天坐在家门口时，看到的不是父亲的坟，是通车的卡车。” 9月，奥什—霍罗格—杜尚别公路阿富汗战争后首次全线贯通。 通车仪式没有剪彩，没有官员致辞。 第一辆通过全线的是满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九黎卡车。 第二辆是纳兹里耶夫驾驶的皮卡，后座放着一束他母亲在院子里种的玫瑰。 他把玫瑰放在父亲坐了一年的那张椅子上，然后上车，驶向帕米尔公路零公里处。 那里立着一块新里程碑。 不是苏联时代那种混凝土方碑。 是一块扁平的灰色花岗岩，表面打磨光滑，阴刻着波斯文，塔吉克文，中文三种文字的铭文：此路通向西贡，也通向你回家的门。 …… 3月，乌兹别克斯坦，撒马尔罕。 古尔诺拉·卡里莫娃，站在帖木儿陵墓前，手里拿着一本刚出版的七年级数学教材。 她是这本书的编写者之一。 “丝路数学”系列教材，九黎援助中亚教育项目。 每一道应用题都关于筑路里程，桥梁荷载，物流成本，灌溉渠道流量。 “从塔什干到阿拉木图，新建铁路设计时速120公里，一列货车挂30节车皮，每节载重60吨。如果每日发车4对，全年可运送多少吨货物？” “费尔干纳谷地棉田采用滴灌技术，每亩年用水量从850立方米降至470立方米。若推广至10万亩棉田，一年可节约的水资源相当于多少个标准游泳池？” 古尔诺拉负责编写第七章：百分数。 她设计的例题是： “塔什干—马什哈德公路货运通关平均耗时7.3天。乌伊（朗）海关实行单证互认试点，平均通关耗时降至2.8天。问：通关效率提升了百分之多少？” …… 4月，乌兹别克斯坦，哈萨克斯坦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《丝路便利运输框架协定》。 三国互认车辆牌照、驾驶证、保险单。 统一危险品运输标识。 边境口岸设立“丝路专用通道”，承运商社备案车辆可优先查验。 签字仪式后，乌兹别克交通部长对记者说： “我们花了七年时间学会做邻居。” 记者问：“需要多久才能学会做兄弟？” 部长沉默了一下，看向窗外。窗外是塔什干火车站，一列九黎援助的集装箱班列正在编组。 “也许不需要学会做兄弟，”他说，“做彼此赚钱的邻居，已经比做枪口对枪口的兄弟好。” …… 9月，西贡。 “南方共同体”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，审议中亚五国联系成员资格申请。 申请文本厚达一千四百页，由五国外交部联合起草。 核心内容只有三条： 一、经济准入：五国承诺在十年内分阶段对共同体成员国削减80%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。 二、技术标准：五国交通，能源，通信部门将采用共同体标准体系，电压等级逐步向共同体标准过渡。 三、人员流动：五国对共同体成员国公民实行免签，对商务人员签发五年多次往返签证。 作为回报，五国要求： 一、投资保障：共同体承诺未来五年向中亚地区基础设施项目，提供不低于50亿南元的优惠贷款。 二、市场准入：五国棉花，矿产，农产品在共同体市场享受零关税待遇。 三、技术转移：共同体援助五国建立三所“丝路理工大学”，侧重交通工程，物流管理，可再生能源。 四小时辩论后，理事会投票通过。 龙怀安没有参加投票。 他在会议室外走廊上，与哈萨克斯坦驻共同体代表，五十三岁的列昂尼德·彼得罗维奇·谢尔盖耶夫站在一起抽烟。 谢尔盖耶夫不太习惯九黎的细支烟，抽两口就咳。 “我们年轻时候，”他咳着说，“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，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最终会统一世界，我们信了。” 他掐灭烟蒂。 “后来苏联没了，教科书烧了。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信任何统一。” 他望着窗外湄公河的方向。 “现在你们不喊统一，只喊通车，可通着通着，关税也通了，技术标准也通了，签证也通了……” 他停顿。 “这算不算另一种统一？” 龙怀安没有回答。 他只是说：“彼得罗维奇，您那列从阿拉木图发往德黑兰的集装箱班列，什么时间首发？” “99年4月12日。”谢尔盖耶夫脱口而出。 “我到时去阿拉木图。”龙怀安说，“带瓶好酒。” 谢尔盖耶夫愣了一秒。 然后，这位五十七岁、一辈子没见过亚洲国家元首的苏联老工程师，突然意识到，他刚被邀请与一个区域的塑造者共饮。 而那瓶酒，既不是伏特加，也不是茅台。 是贴着什么标签的酒，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，酒在99年4月12日打开，而那天，第一列不绕经俄罗斯，不等待莫斯科批准，完全由中亚国家自主运营的国际集装箱班列，将驶向南方。 …… 99年4月12日 阿拉木图二站。 清晨七点，雪刚停。 谢尔盖耶夫站在站台上，看着那列蓝白涂装的集装箱班列缓缓进站。 机车是九黎南车集团生产的内燃机，乌兹别克司机，哈萨克调度，货主来自吉尔吉斯。 51节车皮，装载着哈萨克斯坦卡兹铬业公司出口伊朗的铬铁合金，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化工厂的氮磷复合肥，吉尔吉斯托克托古尔水电站设备检修配件，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新轧棉机。 首发时刻：10时08分。 谢尔盖耶夫站在人群中，没有走上红毯。 他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司机从人群中挤过来，手里拎着暖瓶和馕。 那是阿卜杜拉·拉赫蒙诺夫，铁尔梅兹的卡车个体户，三年前在塔什干会议上认购了五股“丝路股权”。 他如今不跑短途了。 他是这条新班列线阿拉木图—德黑兰段的常备司机之一。 阿卜杜拉爬上驾驶室，把暖瓶放在副驾驶座下，馕搁在仪表台上。 10时08分，汽笛长鸣。 蓝白色的列车启动，缓缓驶出阿拉木图二站，驶向东南方。 穿越天山北麓，进入吉尔吉斯。 跨越楚河，进入乌兹别克。 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，经布哈罗—纳沃伊—谢拉赫斯，进入伊朗。 三天后抵达德黑兰。 七天后，其中六节车皮换装“亚非铁路桥”南线列车，驶向巴格达，大马士革，开罗。 二十二天后，一箱哈萨克铬铁合金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港装船，目的地：巴西圣保罗。 而在这条漫长的供应链起点—阿拉木图二站—谢尔盖耶夫还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。 雪又开始飘。 他没有离开。 他望着列车消失的方向，像他父亲那代人望着第一批援建专家撤离时方向相反。 列车带走的，是苏联留给中亚的最后一样遗产：孤立。 列车带回的，是他年轻时在莫斯科教科书上读到、但从未真正相信过的东西：这片大陆，可以连成一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