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，沪城落了第二场雪。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。清早推开窗，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，楼群、街道、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。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。 说是档案室，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。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，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，墙皮剥落，灯管坏了一根，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。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，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。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。他看完一叠，叠到右边，看完另一叠，叠到左边。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，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。 他找到了。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。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“证据”，但他打开后才发现，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。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。 2017年4月17日。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。 他说紫英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。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。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。 我妈在早市买菜。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。 2017年5月3日。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。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。 他说你要习惯——保护需要保护的人，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。 他说的“不得不做的事”，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。 我做了。 2017年5月17日。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。 他是林建勋的人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是。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“卧底”的时候，给他编织的理由是“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”。 他信了。 他不知道那份“商业机密”根本不存在。 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。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。 2018年3月9日。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，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。 他说紫英姐，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，苏总人很好，团队氛围也好，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。 我没回。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，他的“好运气”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。 2018年11月2日。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，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。 不是他直接出面。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，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。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。 他教了三十年了。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，就在教这件事。 2019年6月17日。 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。 1989年。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。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，对方“感谢”他的现金。 十五万。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。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，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。 我写了日期。 没写是谁放的。 2019年7月23日。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，问我最近是不是“太累了”。 他说紫英，你这两年瘦了很多，是不是工作压力大？ 我摇头。 他笑了笑，说那就好。 他说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。 ——他从来没有女儿。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。 2020年1月15日。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。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。 他质证的时候，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。 全场都在看苏砚。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。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。 他什么都没说。 2020年1月17日。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。 七年了。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。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、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、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—— 我说不出口。 他说：“薛律师，你约我有什么事？” 薛律师。 不是紫英。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。 然后我说：“没事了。” 2020年12月31日。 跨年夜。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。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、十三段录音、四十一封邮件截图。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。 命名：证据。 然后我删了它。 我还没准备好。 我还没攒够勇气。 2021年4月17日。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。 没有庆祝。 没有人记得。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。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。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。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，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。 她对我最大的防备，只是每周一上午十点让董婉贞来“旁听”我的工作汇报。 她防我。 但她不知道应该更防我。 2021年8月2日。 我爸走了。 我赶回老家的那天，他已经不会说话了。 护工说他临终前一直在念我的名字。 紫英。 紫英。 紫英。 我握着他的手。 冰的。 我想说爸对不起，这四年我回来看你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。 我想说爸对不起，你住的这家疗养院是林建勋安排的，我一直没攒够钱给你换更好的。 我想说爸对不起，我没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。 他听不见了。 2021年8月9日。 我在殡仪馆守了七天。 时衍来吊唁。 他不知道我爸是谁，他只是从某个旧同事那里听说了消息。 他站在灵堂门口，没有进来。 他把一束白菊放在门边的椅子上。 然后他走了。 那束白菊。 和七年前我父母墓前的那束一模一样。 2022年1月1日。 新年第一天。 我把那份删掉的“证据”文件夹从回收站恢复了。 我告诉自己：这是最后一年。 2022年12月31日。 没有。 还是没有勇气。 2023年3月15日。 苏砚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找到了。 她在会议室里接待他，门关着，我站在茶水间门口。 隔着一道门，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。 但我看见苏砚出来时，眼眶是红的。 她把脸侧向窗户，站了三十秒。 然后她回办公室。 继续开会。 继续批文件。 继续做那个永远不会哭的苏砚。 ——原来她也是硬撑。 2023年5月17日。 沈淮动手了。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，林建勋给他的任务是“拿到核心算法的完整架构”。 他以为这是合法的商业情报收集。 他不知道他下载的那些代码，会让苏砚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紧急叫停。 他不知道他的测试账号后门，是我四年前亲手留下的。 我留了四年。 四年里我无数次想修复它。 但我没有。 因为林建勋说：沈淮是我的人，他不是，但他是我的刀。 刀断了，没人会追查到刀匠。 2023年5月17日凌晨2:13。 苏砚登录服务器，删了那条日志。 她不知道我看见她了。 我那天晚上也在公司。 我坐在监控室，从十七个摄像头画面里，看着她走进机房。 她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。 她不知道自己删掉的那条记录，四年前也是我亲手留下的。 ——我留证据。 她删证据。 我们保护着彼此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。 整整四年。 2023年7月9日。 时衍来找我。 不是约的，是他直接来公司门口等我。 他说：薛紫英，林建勋手里的那份“导师签名”文件，是不是你给他的？ 我说是。 他沉默了很久。 然后他说：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 我说：因为你要查他了。 他看了我一眼。 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看我。 不是看嫌疑人，不是看对手，不是看背叛者。 是看一个他曾经想要共度余生的人。 他说：那你自己呢？ 我没回答。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2023年11月9日。 七年了。 那家咖啡店还在翠苑路。 那块蛋糕也还有。 我在靠窗第三个卡座坐了一下午。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。 我一个人喝了两杯咖啡。 没点蛋糕。 结账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问我：姐，你等人吗？ 我说：不等了。 2023年11月9日深夜。 我把硬盘封进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。 还是那个位置。 1989年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在那里躺了三十四年。 2023年5月17日苏砚删掉的那条日志截屏也在那里躺了半年。 我把七年来没敢交出去的一切都放进去了。 然后我给时衍发了一条短信。 我没有写落款。 “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，废弃更衣柜，夹层。” 他收到了。 2023年11月12日。 今天是最后一天。 机票在口袋里。 布鲁塞尔。 一个从来没有林建勋、没有沈淮、没有四年前那道后门、没有七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的城市。 我想我妈了。 上次见她是2019年春节。 她问我：紫英，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？ 我说快了。 五年了。 我没有兑现。 这一次。 我把机票收进大衣内袋。 安检口排着长队。 我回头看了一眼出发层门外。 时衍站在那里。 七年前我离开他。 七年后他没有追我。 但他来了。 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。 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。 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。 谁都没有先动。 然后我转身。 走向登机口。 没有回头。 时衍。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。 很苦。 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，味道一样。 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。 今天没有。 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。 窗外天已经黑了。 第二场雪还在下，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，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，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。 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。 整整齐齐。 边缘对齐。 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——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，没有存进硬盘，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。 他看了三遍。 第一遍。 第二遍。 第三遍。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。 放进大衣内袋。 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——他以为只是装饰。 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。 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。 陆时衍站起身。 灯管还在闪。 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。 锁门。 下楼。 门卫老张正在值班室打盹，电视机里放着戏曲频道，咿咿呀呀。 陆时衍敲了敲窗。 老张惊醒。 “陆律师？这么晚还在？” 陆时衍没有回答。 他把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。 七号车间。 工会活动室。 那间废弃更衣柜。 老张看着他。 “不等了？” 陆时衍说：“不来了。” 他转身。 走进大雪。 第二天早上九点，董婉贞推开苏砚办公室的门。 苏砚正在看一份技术文档。 董婉贞把一份传真放到她桌上。 苏砚低头。 传真只有一页。 是布鲁塞尔当地律所发来的。 抬头是英文。 内容只有一行中文： “薛紫英女士委托本所转交：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，工会活动室，废弃更衣柜夹层。钥匙已移交陆时衍律师。后续事宜请联系陆律师。” 苏砚看着那行字。 很久。 她没有抬头。 “陆时衍在哪？” 董婉贞说：“在城西墓园。” 苏砚站起来。 大衣在椅背上挂着。 她没穿。 推门出去。 雪停了。 城西墓园。 陆时衍站在第七排。 薛父薛母的墓碑前。 那束白菊已经谢了，干枯的花瓣被雪压进泥土里。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。 不是作为遗物。 不是作为纪念。 是作为他替她保管的、她不敢取回的那部分自己。 他把硬盘搁在墓碑基座上。 让它靠着那束枯萎的花。 “薛紫英。”他开口。 风停了。 雪停了。 整片墓园静得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，说完“没有了”之后。 法官敲下法槌。 全场肃静。 她一个人站在那里。 背脊挺直。 像今天他面前的这块碑。 “你爸收到了。”他说。 他顿了顿。 “那束白菊。” “还有你七年前没敢放下的道歉。” 他把手插进大衣内袋。 摸到那张折成方块的纸。 没有拿出来。 他只是隔着布料按着它。 像按着一个人七年来不敢寄出的所有信件。 “你妈还在老家。” 他说。 “她不知道你在布鲁塞尔。” “她只说你今年过年会回来。” 他沉默了很久。 “她给你织了一条红围巾。” “放在你卧室的床头。” 他没有再说下去。 风重新起了。 从墓园西边的松林穿过来，把墓碑前的残雪卷起细小的漩涡。 那枚硬盘还搁在基座上。 荧光标签在暮色里亮着。 20241109。 七年后。 她离开的那天。 他把手从内袋抽出来。 转身。 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。 这一次他回头了。 隔着三十级台阶。 隔着七年三千公里。 隔着那句他从未说出口、今夜终于不必说的—— “你还会回来吗？” 没有人回答。 只有那枚硬盘还在亮着。 像七年前咖啡店窗外，裂开云层的那道阳光。 （第0222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