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衍握着那枚硬盘，从七号车间走出来。 正午的阳光在他肩上切出一道锋利的明暗交界线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标签上那串日期——20241109——荧光墨水在日光下泛着极淡的蓝，像七年前那个暴雨天，咖啡店窗外裂开云层的缝隙。 七年。 他把硬盘搁在副驾驶座的仪表台上，让它贴着挡风玻璃，正对前方。 苏砚发动车子。 她没有问“现在去哪”，也没有问“那枚硬盘里是什么”。她只是将车驶出工业园锈迹斑斑的铁门，并入主路，向城西方向开。 后视镜里，七号车间越来越远。 灰绿色的铁门在日光下显出色差——那是七年前薛紫英最后一次推开它时，手指在门框上留下的那枚旧痕。 陆时衍把车窗按下三寸。 初冬的风灌进来，带着城郊枯草焚烧后的焦涩气味。 他的手机在仪表台边震动了一下。 是董婉贞的短信。 只有一个字： “好。” 他把手机屏幕按灭。 没有回复。 苏砚没有问“谁发的”。 她只是在前方路口打了左转向灯，驶入通往城西墓园的那条支路。 墓园在城西的缓坡上。 不是那种昂贵的私人陵园，是八十年代城市规划时统一划拨的公众墓区。墓碑一排一排挤着，像当年国营厂宿舍筒子楼里挨家挨户的煤炉，隔着一堵薄墙都能闻见邻居炖肉的香味。 薛紫英的父母葬在西区第七排。 陆时衍来过这里一次。 七年前的冬至。 那天他来的时候，墓前已经放了一束白菊。 没有卡片。 他只是站在那两座墓碑前，站了十分钟。 然后他转身，再也没有来过。 今天是他第二次来。 车停在山脚。陆时衍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往上走。苏砚没有跟着，她只是靠在车门边，把副驾驶那侧的车窗留了一道缝——让那枚硬盘也能晒到午后的太阳。 第七排。 他找到了。 两座墓碑并排立着，花岗岩的碑面被七年的风雨洗出细密的苔纹。薛父的名字在左，薛母在右，生卒年月之间隔着十三年的空格——那是薛紫英母亲独自活过的日子。 碑前放着一束白菊。 不是新的。 是三天前的。 花瓣边缘已经开始泛黄。 陆时衍蹲下。 他看着那束花。 没有卡片。 没有留言。 没有任何可以确认送花人身份的字迹。 但他知道是谁。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。 不是作为证物，不是作为战利品，不是作为他等待了七年的那句“对不起”。 他只是把它搁在薛母墓碑的基座上。 让它靠着那束泛黄的白菊。 像把一封信，投进了永远不会有收件人签收的邮筒。 “薛紫英。”他开口。 风忽然停了。 整片墓园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。 “七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在等你解释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今天我知道了。” 他看着那束白菊。 花瓣边缘泛着枯黄色，但花蕊还是白的。像她七年前离开咖啡店时穿的羊绒大衣，领口那枚平安符——也是白的。 “你没有对不起我。”他说。 “你只是对不起自己。” 他站起身。 膝盖在地上压出一道浅印。 他没有拍。 他转身，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。 没有回头。 苏砚靠在车门边。 她看见陆时衍从墓园门口走出来。他的步态和进去时不太一样——不是更轻松，是更直了。 她什么都没问。 只是把副驾驶那侧的车门拉开。 陆时衍坐进去。 他看了一眼仪表台。 那枚硬盘还在那里。贴着挡风玻璃，正对前方。 苏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 “没留下？”她问。 “留下了。”陆时衍说。 他顿了顿。 “她会收到的。” 苏砚没有追问她怎么收。 她只是发动车子，驶离墓园山脚。 这一次她问的是： “回律所，还是去我那儿？”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。 “你那儿。”他说。 “有些事，该从头说一遍了。” 苏砚的公寓在城东二十七层。 落地窗正对CBD的天际线，夕阳把楼群的玻璃幕墙烧成一片金红。她开了两罐苏打水，把其中一罐推过茶几。 陆时衍接过来，没有喝。 他望着窗外那片正在黯淡的天际线。 “我第一次见薛紫英，”他说，“是研二那年。” 苏砚没有说话。 “她在林建勋的律所做实习律师，代理一个很小的劳动争议案。被告方请的是我们导师的团队，我是助理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那个案子标的额只有六万八。双方当事人都没什么钱，原告是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，被告是个快破产的小包工头。这种案子在律所是“扶贫项目”，没有人愿意认真做。” “但她认真做了。” 他低下头，看着手里那罐苏打水。 冷凝的水珠顺着罐壁滑下来，滴在他虎口。 “她查了三个月的账目，发现包工头不是恶意拖欠——是上游开发商压了他的工程款，他连自己的房贷都快断供了。她在庭上向法官申请追加开发商为第三人，开发商来了，案子当天调解结案。工人拿到了工资，包工头保住了房子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开发商是林建勋的大客户。” 苏砚的眉心跳了一下。 “林建勋当天晚上就把她叫进办公室，”陆时衍说，“他问她：薛律师，你知道这个开发商一年给我们律所多少顾问费吗？” “她说知道。” “林建勋说：那你还这么做？” “她说：林主任，您教过我，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我的当事人是那个工人，不是开发商。” 陆时衍把苏打水搁回茶几。 冷凝的水珠在深色木质表面洇出一小圈湿痕。 “林建勋没有处分她。”他说。 “三年后，她成了他的合伙人。” 窗外的天光彻底沉下去了。 CBD的楼群次第亮起灯，一格一格，像无数正在被填满的证据箱。 “她是什么时候……”苏砚斟酌着措辞，“成为林建勋那边的人的？” 陆时衍沉默了很久。 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 “我曾经以为是她拿到合伙人资格的第二天。也曾经以为是那个开发商的案子之后，林建勋用某种方式“说服”了她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今天我才知道。” 他转头看着苏砚。 “她从来不是林建勋的人。” “她是林建勋的——证人。” 苏砚的手指停在苏打水罐的拉环上。 “证人？” “林建勋用她七年，”陆时衍说，“不是因为她听话。是因为她手里有他无法销毁的东西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她一直在收集证据。” 窗外CBD的灯火越来越密。 苏砚看着陆时衍。 他的侧脸被城市夜光切成两半——一半被窗外的霓虹染成淡蓝，一半沉在客厅未开灯的暗影里。 “那枚硬盘，”苏砚问，“是她留给你最后的证据？” 陆时衍没有回答。 他伸出手，从仪表台上把那枚硬盘取回来。 托在掌心。 标签上那串荧光数字在公寓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安静的蓝。 20241109。 七年后的同一天。 他拨开硬盘侧面那枚被透明胶带缠绕了三圈的接口保护盖。 里面不是存储芯片。 是一张叠成极小方块的纸。 他把它取出来。 展开。 纸是普通的A4打印纸，边缘被美工刀裁切过，没有律所标识，没有私人水印，没有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痕迹。 只有一行字。 用那支她惯用的、笔尖极细的黑色签字笔写的。 没有抬头。 没有落款。 没有日期。 “时衍： 监控录像我存了七年。 不是不敢交出去。 是怕交出去之后，我就没有理由再留在这个城市了。 现在我不需要理由了。 对不起。 还有，谢谢。” 陆时衍看着那行字。 很久。 他把纸条叠回去。 叠成和方才一模一样的极小方块。 放回硬盘侧面的接口保护盖里。 把透明胶带一圈一圈缠回去。 三圈。 和薛紫英缠的一模一样。 “她今晚的飞机。”苏砚说。 陆时衍没有问“你怎么知道”。 他只是把硬盘搁回仪表台。 让它继续贴着挡风玻璃。 “几点的？” “十点四十。” 陆时衍看了一眼手机。 九点十七分。 他没有起身。 他只是坐在沙发上，望着窗外那片比他来时要更密、更亮的CBD灯火。 “七年，”他说，“我设想过无数次，如果她回来解释，我会说什么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我设想过质问她。设想过原谅她。设想过不理她。” “唯独没有想过——” 他没有说下去。 苏砚替他说完。 “唯独没有想过，你什么都不用说。” 陆时衍沉默。 很久。 “她不需要我的原谅。”他说。 “她需要的是她自己原谅自己。” 九点五十二分。 陆时衍站在机场出发层门外。 他没有进去。 隔着那扇感应玻璃门，他可以看见E值机岛第三排。 薛紫英穿着一件浅灰羊绒大衣，长发挽成利落的髻，正把护照递进柜台。 七年。 她的头发比以前短了一些，人也瘦了一些。 但背脊还是那样直。 像研二那年她在法庭上申请追加第三人时，站起来发言的那个瞬间。 柜台后的地勤接过护照，低头核对。 薛紫英等着。 她侧过头，望向出发层门外。 隔着玻璃门。 隔着三十米空气。 隔着七年三千公里、数百封未寄出的信、一枚在地下十七米藏了三年的硬盘。 她看见陆时衍。 他站在门外。 穿一件半旧的深灰大衣，没有系围巾。 是她七年前给他买的那条。 他没有挥手。 没有喊她的名字。 没有做任何她曾经在梦里设想过千百次的、重逢时该做的事。 他只是站在那里。 看着她。 隔着玻璃。 隔着七年。 隔着那句从未说出口、今夜终于不必说的“再见”。 薛紫英的唇角动了一下。 不是笑。 是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、被法官问“原告代理人，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”时，喉头滚过万语千言、最后只说出“没有了”的那一刻—— 嘴角不受控制牵起的、比哭还轻的弧度。 她接过登机牌。 向柜台后的地勤点了点头。 转身。 走向安检口。 她没有回头。 陆时衍站在门外。 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安检通道的尽头。 感应玻璃门开了一次。 又合上。 他转身。 走向停车场。 十点四十分。 苏砚坐在驾驶座，没有熄火。 陆时衍拉开车门，坐进来。 “走了。”他说。 苏砚没有问“追了吗”。 她只是挂挡，松手刹。 后视镜里，机场航站楼的灯火越来越远。 仪表台上，那枚硬盘还贴着挡风玻璃。 荧光标签在夜色里亮着。 20241109。 十年后，薛紫英从布鲁塞尔寄回一张明信片。 没有落款，没有地址，没有除了收件人以外的任何字迹。 明信片正面是布鲁塞尔大广场的夜景。 背面只有一行字： “那天的咖啡，我喝了。” 陆时衍把它放进书桌第二个抽屉。 和七年前那枚硬盘放在一起。 硬盘侧面的透明胶带已经泛黄。 他没有换。 （第0220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