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凤五年，冬末。关中苦寒，北风如刀。 “府兵无兵可交”的警讯如同瘟疫，在长安朝堂弥漫开绝望与焦虑的同时，也如同催化剂，加速了帝国军事格局的剧变。当中央的征兵令在各州县沦为笑谈，当兵部与户部为捉襟见肘的军费扯皮不休时，帝国的边疆，那些直面风霜、胡骑与生死的一线军镇，却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求生本能，催生出了新的权力形态——节度使的权威，在危机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，军、政、财权，前所未有地集中到这些封疆大吏手中。 长安的诏令和公文，在通往边关的驿道上依旧络绎不绝，但其效力，却在远离中枢的广袤土地上，无声地打上了折扣。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员和粮饷，就只能用“事急从权”、“便宜行事”的名义，下放更多的权力，以换取边镇的稳定和忠诚。而这权力下放的过程，往往伴随着节度使们巧妙而大胆的扩张。 陇右道，鄯州（今青海乐都），陇右节度使治所。 节度使府衙内，炭火烧得正旺，却驱不散黑齿常之眉宇间的凝重寒意。这位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百济裔名将，此刻正面对着一封来自长安兵部的紧急文书，要求他“速调精兵五千，西进增援安西，以备不虞”。文书措辞严厉，限期紧迫。 黑齿常之将文书轻轻放在案上，看向下首几位心腹将校和幕僚，沉声道：“诸位都看到了。安西四镇，吐蕃、突厥、大食，各方势力犬牙交错，近来确有异动。朝廷让我们调兵。” 一名副将立刻苦着脸道：“大帅，不是末将等推诿，实在是……无兵可调啊！去岁与吐蕃大小十余战，儿郎们折损不少，休整未及。朝廷答应的补充兵员、犒赏钱粮，至今只到了三成。各军镇缺额严重，守御本地已是捉襟见肘，哪里还能抽出五千精兵西调？更何况是去数千里之外的安西！” 另一名掌书记模样的文官捻须道：“大帅，即便能勉强凑出些人马，这粮秣、军械、开拔赏赐，又从何而来？朝廷让调兵，却未拨付相应钱粮，只一句“着陇右节度使府就地筹措”。这…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” 黑齿常之默然。他何尝不知这些？朝廷的困境，他远在边关亦能感受一二。但军情紧急，安西若有大失，陇右亦将门户洞开。 “兵，不能不调。”黑齿常之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铁血将领特有的果决，“安西不稳，则河西震动，陇右亦无宁日。朝廷有朝廷的难处，我辈镇守一方，不能坐视胡骑猖獗。” 他站起身，走到悬挂的巨大地图前，手指划过陇右诸州：“兵员，从各军镇、守捉、戍堡中，按比例抽调。老弱一概不要，只要敢战精锐。缺额，即刻行文各州县，以本帅节钺之名，就地募兵！凡河西、陇右健儿，有能开硬弓、驰骏马者，不问出身，皆可应募。入募者，免全家三年赋役，另给安家钱十贯，月饷从优！” “大帅！”掌书记一惊，“就地募兵，耗资巨大，这钱粮……” “钱粮？”黑齿常之转过身，眼中闪过一丝锐利，“朝廷不给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传令下去，加征陇右诸州今岁秋税两成，以为军资。凡过往商队，加收“防秋税”。鄯、廓、河、洮等州官仓，除留必要存粮外，其余尽数调为军粮。着长史行文各州刺史，言明利害，此事关乎陇右存亡，若有推诿拖延，贻误军机者，本帅的军法不容情！” 命令一条条下达，果断而强硬。黑齿常之在行使着朝廷默许甚至不得不依赖的权力：自行募兵权、就地征税权、对辖区官员的支配权。为了守住防线，他必须将辖区内的军事、行政、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和调动起来。至于这是否符合朝廷法度，是否加重了地方负担，此刻已顾不得了。生存，是边镇第一要务。 朔方道，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，朔方节度使治所。 相比陇右直面吐蕃的压力，朔方道主要防御北方的突厥、回纥等部。节度使王方翼，亦是久经沙场的老将。他面对的问题与黑齿常之类似，但解决方式，则更显“边镇特色”。 “朝廷的粮饷又延期了。”王方翼将户部行文扔在一边，对着一众部将冷笑，“指望长安，咱们朔方的儿郎都得喝西北风！这个冬天不好过，北边的野狼们也饿得眼睛发绿，保不齐就要南下打草谷。” “大帅，咱们库里的粮食，只够吃到开春。冬衣也还有两成兄弟没着落。”军需官愁眉苦脸。 王方翼踱了几步，目光投向帐外苍茫的草原：“突厥人日子也不好过。他们缺茶，缺盐，缺铁器，更缺过冬的厚布和药材。”他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，“告诉那些常来往的粟特商人，本帅手头有一批缴获的皮货、牲口，可以“平价”卖给他们。让他们用粮食、布匹、盐铁来换。价格嘛……可以比市价“优惠”些，但交割地点，必须在咱们指定的军镇。” 这就是以军镇控制的边贸之利，补充军需。朝廷严禁与敌国交易战略物资，但在实际边关上，这种贸易往往禁而不绝，甚至成为边将补充财力、维系军队的重要手段。王方翼此举，不过是将潜规则摆到了明面上，并加以制度化、规模化的控制。他手中掌握着边境关隘的通行权和武力，自然也就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。通过这种半公开的贸易，他不仅能获得急需的物资，还能用这些物资拉拢、控制辖区内的部落和商人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。 “另外，”王方翼补充道，“给盐、夏、银、绥诸州刺史去文，今年各州的“屯田”收入，除上缴朝廷定额外，余下部分，全部截留，充作军资。再让他们想办法，以“助边”的名义，向境内富户“劝捐”一些。告诉他们，保境安民，人人有责。若北虏破关，玉石俱焚！” 河东道，太原府。 河东节度使的权势，则体现在对地方行政更深入的渗透上。由于河东地处腹地兼边防重镇，节度使往往兼任太原尹等重要地方官职。借着“备边”、“筹饷”的名义，河东节度使的触角伸向了辖区内的官吏任免、刑名诉讼、赋税征收等方方面面。许多州县官员，与其说是朝廷命官，不如说是节度使的幕僚属吏。他们更听命于能决定他们前程（甚至生死）的节帅，而非遥远的朝廷。河东的财富（盐铁之利、晋商汇聚）也通过种种“合理”的渠道，源源不断地流入节度使的军库，用于蓄养私兵（“牙兵”）、打造军械、贿赂朝中官员、乃至经营自己的商业网络。 安西、北庭等远镇，因距离长安万里之遥，朝廷控制力更弱。节度使们除了拥有上述权力外，在处理与周边部族、西域诸国的关系上，拥有极大的自主权，甚至可先斩后奏。他们不仅是军事长官，更像是坐镇一方的“诸侯王”。 长安的紫微宫中，武则天对着各地节度使越来越多的“事急从权”、“先斩后奏”的奏报，凤目含威，却又透着深深的无力感。她岂能不知这样放纵的后果？这些节度使，军权在手，财权自揽，治下官员惟其马首是瞻，时日一久，岂非国中之国？但眼下，府兵制崩溃，中央无兵可用，财政困窘，朝堂内耗不止，强敌环伺……她需要这些骄兵悍将为她守边，至少维持表面的稳定。她只能一面用高官厚爵、笼络赏赐来维系他们的忠诚，一面又暗中运用制衡之术，频繁调动节度使防区，在各方镇安插耳目，试图加以控制。但这种控制，在节度使们日益膨胀的实力和山高皇帝远的地利面前，正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。 “饮鸩止渴……”武则天偶尔在夜深人静时，会对着地图上那些被红色朱笔重点圈出的方镇名称，喃喃自语。她知道自己在冒险，但局势逼人，她别无选择。只能寄希望于尽快稳定朝局，整饬内政，充实中央财力武力，再回过头来，收拾这些日渐坐大的“藩镇”。 相王府中，称病不朝的李瑾，通过杜先生和隐秘的渠道，对边镇节度使权力膨胀的情况了解得越发清晰。他心中的忧虑，比任何人都要深重。作为穿越者，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，节度使（藩镇）权力过大，最终会导致何等可怕的后果——安史之乱，以及之后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。 “军、政、财权集于一身，再加上对辖区官员的任免影响力……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边将，而是潜在的军阀了。”李瑾在密室中对杜先生分析，语气沉重，“朝廷如今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此例一开，再想收回，难如登天。节度使尝到了权力的甜头，其麾下将领、兵卒的利益也与节帅深度绑定，岂会轻易放手？长此以往，恐成尾大不掉之势。” 杜先生叹道：“王爷所虑极是。然则，如今朝廷无力供养大军，边防空虚，除了倚重这些节度使，还有他法吗？强行削权，万一逼反了哪个，顷刻便是烽烟四起。” “所以，必须改！”李瑾斩钉截铁，“但不是现在硬来。当务之急，是朝廷必须尽快建立起一支直接听命于中央、训练有素、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，作为制衡和最终的威慑力量。同时，改革财政，让朝廷有钱养兵。在此基础上，再逐步收回节度使的行政权、财政权，最终实现兵将分离，强干弱枝。” 他走到墙边悬挂的大唐疆域图前，手指重重地点在长安的位置：“一切的关键，在于中央必须重新强大起来！否则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而现在……”他看向河南道方向，那里，他点燃的“火”应该已经烧起来了，“必须先解决内政的僵局，让朝廷重新凝聚力量，发出统一的声音。” 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就在李瑾谋划着以河南道为突破口，打破朝堂僵局，为后续更艰难的改革铺路时，一份来自帝国最西陲的、沾染着风沙与血火的六百里加急军报，如同凛冬最刺骨的寒风，呼啸着穿越河西走廊，扑进了长安城，也彻底打乱了许多人的计划和节奏。 安西四镇，出大事了。